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与展望——兼对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之检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论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可行性

正1专家辅助人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在进行各类诉讼中经常会遇到涉及各种专门知识需要解释说明的情况,法官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很难区别真伪,只能倚重鉴定意见。如果案件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且鉴定结论与第一份鉴定有出入,法官采信也难以抉择。因此,需要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人,协助法官,并对相关技术问题进行解释。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     

鉴定人出庭之赏罚驱动

鉴定人不出庭常态化现象导致案件事实认定的巨大障碍。当前应出庭鉴定人出庭难化解对策的零散化及内在理论基础的缺失与化解体系不健全是该问题无法得以解决的关键。赏罚观所具备的激励与指引功能是其作为鉴定人出庭理论基础的内在优势。通过赏罚体系的建构,奖赏机制及惩罚机制确立与鉴定人自身利益关联来增强其出庭积极性,优化鉴定人出庭驱动机制。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诉讼问题

根据《刑法》第396条第一款的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是“单位”还是“自然人”,理论界众说纷纭,尚未统一认识。从刑法第396条的立法原意理解,我们认为应为单位犯罪,而不宜作为自然人犯罪。自然人犯罪,其主体仅仅是自然人“个人”,而单位犯罪则不同。“单位”本身既无思想,也无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单位的名义进行的,体现的是单位的集体意志,因而不能视为直接主管人员的个人行为,而应视为单位整体实施的犯罪。由于《刑事诉讼法》先于《刑法》修订并颁布实施,因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解决追究单位犯…     

我们是如何做好庭前预测工作的

庭前预测是检察人员在出庭支持公诉之前,对被告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及辩护意见,预先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的活动。它是出庭前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公诉人员出庭胜诉的重要保证。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我们先后13次派人出庭支持公诉,由于认真做好出庭前的预测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充分准备,使公诉人在法庭上始终掌握了主动权,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扼制刑事错案的有效措施——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据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明确规定鉴定人需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这使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更加科学,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将对刑事错案的发生起到有效的扼制作用。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面对当前国情,应当设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告知程序,提高侦查水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适用这些原则可能出现的问题。     

刑事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出庭问题研究

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刑事简易程序案件中公诉人出庭情况公诉人出庭问题进行实证调研和数据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