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正>当前国际重大危机爆发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北约东扩、彻底削弱俄罗斯只是这个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突变”;“一带一路”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最大的“地缘经济渐变”。“突变”与“渐变”相互交织,     

俄乌冲突下瑞典、芬兰中立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芬兰决定加入北约,这意味着北欧国家持续多年的中立历史彻底终结。追根溯源,北欧五国的中立皆因冲突而生,但此番俄乌冲突却使瑞典、芬兰放弃中立,其背后深层原因是西方身份的拉力、新型威胁的推力和瑞典、芬兰同频共振的合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两国放弃中立不会立即引发其他中立国“跟风”,但将弱化它们的中立性,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在大国对峙的紧张氛围下,中立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只有大国尊重联合国宗旨和多边主义,真正维护中立主义,才能更好发挥中立国和中立政策的积极作用。     

从联大决议看安理会改革中的否决权问题——以联大第76/262号决议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机制自确立至今,已持续运转70余年,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国际社会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其中否决权机制常被列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近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的“一票否决权”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尽管决议并未从实质上阻止五常对否决权的行使,但新增的联大辩论程序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国际道义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和俄美欧关系紧张的当下,联大第76/262号决议会对五常分别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西式民主制度的再分配危机——经济不平等的制度分析

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认为,多数决策的民主制度倾向于实行那种促进社会财富从上层向中下层转移的再分配政策,从而有助于缓解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然而,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近年来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挑战,这客观上质疑了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从制度层面重新检视西式民主制度的再分配危机,揭示西式民主制度下阶级投票式微所反映的代表性困境,反思经济不平等的民主解决机制的内在局限,对于我们理解复杂的民主制度与再分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巴塞尔Ⅲ实施的进展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自2009年我国正式加入巴塞尔委员会以来,监管部门紧跟巴塞尔协议监管规则发布及后续的修订和补充,出台了一系列国内监管标准,推动了巴塞尔Ⅲ在国内的逐步落地与实施。在推进巴塞尔协议中国实施的过程中,银行业对于巴塞尔协议中风险管理理念的认同,将资本约束体现到银行业务条线中的体系已经逐渐建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追踪完善的动态过程,更是各国监管当局在国际监管规则制定中的多重博弈的结果,我国在巴塞尔Ⅲ最终方案实施的背景下,也需要在巴塞尔Ⅲ监管理念和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地调整和思考,以更好地适应国际监管规则,应对国际金融监管新发展趋势及变化。     

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与政策爆发：基于健康码的实证研究

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理仍有待揭示。本研究借鉴流行病暴发“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构建危机响应政策爆发式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全国省级健康码政策的扩散过程、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揭示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过程及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注意力分配在危机学习和政策扩散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有效提升了政策扩散的速度。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的互动不仅为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还丰富了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谱系,对危机情境下不同类型政策爆发的理论解释提供有益参考。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隐性啃老的中年危机：夹心世代的代际互惠与青年自觉

初职、初婚和初育作为生命周期三个最重要关键节点,是青年独立和自觉意识的启蒙窗口,不工作、不结婚、不育儿多由显性或隐性啃老作为支撑。啃老引发代际互惠失衡,正在腐蚀家庭认同基础、异化婚育文化,助长“间隔年”逆社会时钟思潮。隐性啃老能够部分缓解夹心世代的中年危机,但同时又构成“代际福利陷阱”。为避免“长寿时代”社会养老负担过重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中年危机应对需从青年阶段未雨绸缪,一方面利用宝贵的代际恩流时间窗口,积极成家立业抵御风险;另一方面,面对生命周期或将出现的中年危机自觉控制消费欲望,注重财富积累及个人和家庭成员健康管理,避免“老后破产”。公共政策既要考虑政策之间的激励相容,又要对意料之外的负外部性保持警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仅关注涉老、涉幼福利补贴,“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建设应从代际平衡视角向中青年世代延伸,如生育友好、家庭-工作平衡、健康中国等,以此重塑代际责任伦理和社会有机团结。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近两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逼人。2009年,我省有普通高校毕业生35万人,其中研究生2．5万人,本科生15．4万人,专科生17．1万人。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省直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多措并举,各高校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09年底,     

巴西劳工党的理论体系及执政实践

巴西劳工党(下称“劳工党”)成立于1980年2月10日,1982年2月11日获巴西最高选举法院批准登记,是巴西规模最大的左翼政党,也是拉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之一。过去40年,劳工党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巴西政局的起伏波动:1980年,劳工党兴起于工人运动,是推动巴西再民主化的重要力量;1989—1998年,劳工党先后3次在总统大选中失利;2002—2016年,劳工党连续4次赢得总统大选;2016年,罗塞芙总统在其第二任期内被议会弹劾,劳工党执政黯然收场,巴西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系统性危机;2019年以来,劳工党再度成为巴西选民的“选择偏好”,有较大可能“重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