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现场勘查的建设与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在现场勘查范围内不断渗透,刑事案件呈现出群体化、跨域化、智能化、专业化、群体化、广泛化等新型特征。如何在当下充分发挥好现场勘查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优势,并不断开拓创新现场勘查新技能、新方法、新手段,是我们应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山海易绘警用综合地理信息系统

警用地理信息系统是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列入金盾工程一类项目。它是利用空间地理信息技术,以电子地图为基础,以公安宽带网络为依托,以信息共享和综合利用为目标,实现公安基础信息基于空间电子地图的可视化查询和分析,提高在指挥决策、快速反映、反恐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为治安管理、警力部署、巡逻布控、安全警     

论系列杀人案件的信息披露工作

侦查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信息占有量和信息利用程度。系列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大,侦查难度大,必须正确地串并案件,充分利用已掌握的信息,结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犯罪心理画像,通过适当的案件信息披露方式来发动群众协助破案,并警示群众自我防护。     

消费性基因检测场景下的个人基因信息保护

消费性基因检测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个人基因信息处理活动,检测机构成为特殊的大数据公司。基因信息是一种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基因检测的商业化给个人基因信息的法律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消费性基因检测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质量堪忧,检测报告的科学性和有用性不足,对此应通过完善基因信息处理的相关科学标准来解决。由于基因信息固有的极强的身份识别能力,匿名化作为基因信息处理合法基础的正当性存疑,应适度提高基因信息匿名化的认定标准,并对检测公司等信息处理者课以动态风险评估义务。针对消费者基因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作用虚化问题,应实行严格的单独同意,不能将同意条款简单混杂在隐私政策或服务协议中。检测公司不能仅仅告知消费者可能与第三方共享基因信息,而应当向消费者如实告知可能通过与第三方共享基因信息而营利。     

何为私密信息?——基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交叉部分的探讨

《民法典》第一次对隐私的概念作出界定,同时定义了个人信息的含义,并明确“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但是没有对私密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界分做进一步说明.私密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须满足可以识别至特定自然人的“识别性”.将私密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相区分的关键是对“隐私利益”的判断,根据隐私权的发展历史和权利性质,...     

基于网格的银行异构数据集成的实现

文中提出了一个金融网格服务的应用示例,设计了一个在OGSA环境中的金融服务应用架构实例,展示从本地远程服务发现、激发、生命周期管理等功能.以OGSA-DAI为技术基础,采用OGSA-DAI作为试验平台软件,搭建了网格试验平台用于仿真实现金融服务操作过程,利用OGSA-DAI提供的数据服务接口,创建访问数据源的服务,在不改变已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前提下实现对数据的访问和集成.仿真结果表明应用网格技术能很好地消除金融领域存在的信息孤岛,对用户能屏蔽掉低层数据的异构性.     

欧盟《分时度假指令》研究

<欧盟分时度假指令>经过成员国的转换,成为成员国规制分时度假市场的重要立法.尽管它对分时度假的市场秩序起到一定的规范、整顿作用,但指令只是对分时度假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且对分时度假的界定过于严格,以致没有实现保护分时度假及类似产品的消费者的预期目的.介绍了指令的出台背景、内容,并作出相应评述,以为我国将来立法提供前车之鉴.     

政治关联与非营利组织透明度:自媒体监督的调节效应

作为经济体系中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备受瞩目.行政合法性是影响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政治关联作为组织获取行政合法性的重要渠道而影响其信息透明度.同时,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大众从信息披露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为解决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在...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