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施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教育研究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的首席根据地,对全国的抗日根据地起着领导示范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教育问题在抗战时期被我党明确地提上日程,在我党和边区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的引导和实施下,边区妇女教育取得喜人的成绩。受到教育的边区妇女,地位显著提高,思想观念全面解放,政治觉悟也大有提高,为抗战救国和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萧军和金茂岳一次有趣的争吵--延安时期的文化技术干部之争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大批知识分子、“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不远千里投奔延安，边区政府也慷慨纳士，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丰厚待遇。但精神的崇高和世俗的平凡并无冲突，当这些满腔热血的才俊融入日常生活时，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开始体现出来。边区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因而在人才的具体待遇上主要依据其实际贡献大小实行等级制度，而文化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对边区的直接贡献又有区别，待遇也相应有所差异。在文化型人才眼中，技术型人才因技术的稀缺度似乎更受政府重视，且在日常生活里亦有挟“技”自重之嫌。一时间，“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观念尤为流行，而著名作家萧军的一次亲身经历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一说法。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概述

1940年2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是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技社团。这一研究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集聚科技人员服务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通过研究会的成立和运行,中共逐渐探索出一套科技社团组织模式:驻会干事会是研究会组织运行的核心,综合性社团是研究会的组织形态,并且初步建立了学术会议和年会制度。研究会的成立和有关工作的开展,对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集聚科技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教育和实践活动,建立起对科技工作者统一领导的组织,作为专业的组织机构与国内外科学界取得联系,在组织模式方面对中共领导下的其他科技社团起到了示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建了十多所不同类型的院校,这些学校不仅都是边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经验紧密结合;邀请党中央领导人及边区负责人到校兼课或演讲;讲课方法及具体学习形式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边区高等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任务所决定的。在边区高等教育中开展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青年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和提高,为新中国干部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必修课。     

延安时期的“双拥公约”

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后改为“优属”）公约（以下简称“双拥公约”）是延安时期双拥运动的重要文书。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曾出现了一些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诸如各自为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1942年整风时召开的西北局高干和军政干部会议上，军地双方为了克服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共同商定开展一个“拥护政府。     

中共意识形态根植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路径探源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中共通过口号标语、革命文艺、创办《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形式,把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渗透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里,把中共意识形态及其先进的文化成功地根植于边区乡村社会中。这成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能够生根、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抗战时期,陕甘边区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反摩擦斗争的策略和自卫原则,取得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活动斗争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论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不少的二流子,他们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而且威胁到边区社会的稳定。为了将二流子转化为劳动大军,并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其进行改造,如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由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带动其转变,代为保存粮食及劳动报酬,对二流子进行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改造等。边区通过对二流子群体的改造,增加了社会财富,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把大量二流子转变成勤劳守法的劳动者,积累了社会改造和社会治理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