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分析

毛泽东时代党在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上经历了丰富和扭曲的过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也走过了探索与挫折的路径,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步走向集权化,而这一切都与毛泽东的"手段"民主观有着直接的联系.     

产业规制视角下的中国反垄断执法架构

竞争规制可以被视为产业规制的应有之义,但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高度依赖于产业规制机构,难以超越垄断格局下的既得部门利益,以致成为实施反垄断法的羁绊。因此,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最大阻力不是源自市场主体,而是与垄断有紧密利益纠葛的产业规制机构。反垄断法要想获得真正的尊重与执行,就必须对执法权进行集权化与分权化改革,建立超越产业规制格局的反垄断执法架构。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权限配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在证据收集权限的问题上存在动机、权限与责任的错置。使得民事诉讼中形成了没有任何一个程序参与者真正同时具备"承担举证责任"与"享有证据收集权"的情景。这种证据制度的安排明显地使得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劣势地位,产生了"抑制诉讼"的效果,也在实质上要求当事人完全依赖私力调查证据。产生该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仍然将调查收集证据权当成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国家权力的不可让与性认识。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模式

目前,财政分权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各国财政分权模式进行不同的分类:以分权的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和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以财政分权背后的民主化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与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以财权与事权的对应程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合理解读——兼与杨雅夏女士商榷

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权力结构、舆论监督体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片面地理解行政集权,否则可能导致误读。     

毛泽东与朱德在古田会议前的分歧：“集权”还是“分权”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     

古代的官邸制简

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各级官员皆由国家任命，由于荐举征辟和籍贯回避的规则，中央的官员多从地方选拔举荐，地方的官员多从其他郡国选调。这样一来，无论是当京朝官还是当地方官，大多存在为本人及随任家属解决住房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国家为官员在任期内提供住房的官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