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政策执行的“亮点工程”及其生产逻辑——以X市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过程为讨论基础

地方官员在一些惠农政策执行中往往热衷于投入重金打造亮点工程。X区的新农村建设经历了从面上推进到亮点工程的转变过程,为我们观察亮点工程的生成逻辑提供了一幅丰富的经验画面。X区的新农村建设经验表明,地方官员之所以倒向打造亮点工程在表象上体现为官员的政绩驱动,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体制性的。在政策执行的体制环境变得愈加集权,地方官员面临的横向竞争加剧,向上释放政绩信号的压力促使地方官员放弃原来资源分配较为均衡的面上推进战略,转而采用资源高度集中投入但能够向上发出更加明亮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打造战略。X区的经验表明,打造亮点工程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动员技术而存在,但是由于集权型竞争体制的存在,又很容易导向政绩工程的泥潭。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既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又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须的。某些国家因为高度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只能说明高度集权不好。高度集权就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从加强权力制约角度看,分权有利于抑制腐败,但单纯的分权却不利于抑制腐败。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还是要靠法治。     

想想看,组织缘何低效

一些企业管理者常会疲于应对人力资源及企业文化中的种种矛盾。对此,HR（人力资源工作者）常会将思路局限在人力资源实务操作层面,很少能从组织体系、文化架构、领导力水平及员工人性需求的角度来看问题。其思维容易淹没在未经过深入调研就提出建议或＂聪明人＂的谋策中,即使开展了调研,也只是停留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往往还未找到问题源头,就转而总结问题根源,最终导致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停留在＂救火式＂的短期行为中。     

网络自由博弈论俄罗斯通过《网络反盗版法》

正就像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曾一度被西方媒体塑造为"盗版重灾区",盗版问题似乎成为了发展中的独裁制度之下必定产生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这无关集权政治或意识形态,美国本土盗版给企业带来的损害也在"伯仲之间",无论从SOPA还是PIPA,抑或是其积极推动的ACTA、TPP均可看出美国色厉内荏的状态。俄罗斯在经历了政治体制改革后,经济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2011年12月加入WTO,俄     

让循吏与能吏“各得其用”

正向来官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循吏,一种是能吏。循吏往往安分守己、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能吏则善于解决棘手疑难问题,人们往往希望官员既能当能吏也能当循吏,但现实是,二者不可得兼。同时,能吏与循吏的获取途径、考核方式等也应有所区别。获取途径上,能吏往往需要通过竞聘、竞争或者竞选才能被发现,或提拔。而循吏往往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还可以通过轮岗来掌握更全面的工作经验。品德要点上,对能吏要鼓励讲"诚信",即"遵约定、讲义气";对循吏则要鼓励讲"忠诚",即"听话、守纪律"。用人上,管理能吏要坚持用其所长,敢于用     

司法职业化改革：集权颁与放杈并行

在经历长达五年的停滞乃至逆转之后，中国司法改革的步伐近日骤然加速。7月9日，最高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针对八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司法责任制、落实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实现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12日，上海市正式启动了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方案”旨在明确法官、检察官的人员构成，削减院长和庭长的行政性权力，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与功能，加大司法专业活动的权重。这些改革切中长期困扰中国司法的顽症，为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司法初步奠定了基础。     

现行行政架构的缺陷及矫正——论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任何优秀的行政架构设计,首先应顺应于社会经济主体关系的走势,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否则必然引起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市场经济的横向社会关系走势,客观地要求行政架构必须从集权模式向分权模式转型.在中国,用分权并行模式代替现有的集权单行模式的行政构架设计,符合本土实际,具备可行基础,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意义.     

不同类型组织的领导方式对决策成本的影响

官僚制体系组织与学习型组织在领导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前者采取相对集权的领导方式,后者采取分权的领导方式,而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决策成本.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探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现实中有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照搬、政策抵制等表现形式。产生这种现象,既有集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观原因,也有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以及公民参与缺失、法律规范失序等现实原因。从思想上矫正对这一现象的偏见,建构选择性中央集权与制度化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完善法律规范审查和公民参与机制,是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