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在企业普法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新时代中,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因此普法工作也成为各类企业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开展企业普法活动,将普法教育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进行有机结合,提升企业员工法律素质与依法管理能力,已成为每位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入研习的重要课题.但在企业普法工作中,仅宣讲法律条文等内容相对枯燥,且仅能提升企业员工法律知识水平...     

对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的法律分析

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存在诸多争议,媒体以及法学界对该案予以较多关注。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属结果犯而非即成犯,同时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因而应追究肖日明及其所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     

先行登记保存之不可诉性

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强制行为的一种,由行政处罚法创设,创设目的是为减轻查封、扣押措施的滥用。从先行登记保存的行为性质、期限性质等方面都证明其具有显然的不可诉性。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行为的应然救济方式应是知情权救济或行政申诉等,而不是行政诉讼。     

股东对董事之直接诉讼--对新公司法第153条法理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按新公司法第153条的规定,当董事职务行为违法而造成股东利益损害时,应向股东直接承担责任,股东有权针对董事直接提起诉讼。该制度虽然与传统法律理论不相吻合,但却共同存在于两大法系的公司法之中。大陆法系从制度的功能意义与公司机关构造的特点的角度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英美法系则从信赖关系的事实出发构造义务——责任体系。英美法系特定情形下董事对股东之信义义务理论更值借鉴,应该明确其股东对董事直接诉讼的法理基础地位。     

基于CRISPR/Cas12a技术的非洲马瘟病毒可视化检测方法的建立

根据AHSVS7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合成和筛选出反转录重组聚合酶介导的恒温扩增（RT-RAA）特异性引物和CRISPR/Cas12a特异性crRNA,结合侧向流试纸建立了一种AHSV RT-RAA-CRISPR/Cas12a可视化快速检测方法,并对其性能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该方法与蓝舌病毒（BTV）、鹿流行性出血热病毒（EHDV）、伪狂犬病病毒（PRV）、马传染性贫血病毒（EIAV）、马动脉炎病毒（EAV）、马流感病毒（EIV）的核酸均无交叉反应;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本方法最低可检出2.16×101copies/μL的AHSV核酸;应用该方法及WOAH推荐的RT-q PCR方法对50份模拟样品进行平行检测,结果显示,Kappa值为0.956,表明两者具有高度一致性。综上表明,本研究建立的非洲马瘟病毒RT-RAA-CRISPR/Cas12a可视化快速检测方法特异性好、敏感性高,且操作简单、无需特殊仪器,可应用于野外或口岸现场的AHSV快速筛查检测工作。     

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中的两大阀门 --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

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中还设立了两大阀门,即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以此来防止与美国没有多大联系的案件进入美国法院,或防止与美国有关的案件流出美国法院。美国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共同构成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铁三角,从而充分保证了美国当事人和美国国家的各种利益。     

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修订并颁布实施以来,顺应实践发展.特别是提出了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条件,这是对行政行为的再一次重新界定,但是该界定条件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问题.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无效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间是不是应该和一般起诉期间相同,以及不同诉讼种类判决之间的转换问题等,都与我们具体的实务相关,所以,无效行政行...     

性侵案被害人人身取证的主体探讨

性侵案中女性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为了保护女性,固定证据,打击犯罪,对被害人进行人身取证十分重要。取证涉及女性身体的隐私部位,不同的取证主体对女性的心理健康及证据固定的成效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分别对公安法医、妇科医生、性侵犯护士检查员（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ers,SANE）三种取证主体的优劣势进行探讨。公安法医取证具有专业性强、快速响应、精准提取DNA检出时效快的优势,但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增加警力负担,且取证存在局限性。妇科医生具有丰富的妇科检查经验,能依托医院设备深入检查,减少二次伤害,但存在耗费时间长、取证欠全面、偶尔不配合取证、部分提取物证的载体不能满足鉴定需求等劣势。SANE取证有对口性、全面性、中立性和治疗性的优势,但在国内暂时难以全面推广。三种取证主体各有优劣势,可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消失中的积极释明

释明制度近期遭遇了严重危机,因为两个重要的积极释明规范在修订《证据规定》和《借贷纠纷规定》时被废弃了。释明是法官的职权行为,就此而言,两次修法的方向迥异：前者削弱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退却;后者则强化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超越。前者有削弱法官维护实质正义的能力,背离保护权利的法定任务等问题,而且新条文无意义或无从实施。此修法主要源自对法官中立与平等原则的错误理解,以及缺乏对预备合并或选择合并的了解并误以为存在无解的实务难题。后者从保护权利等角度看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向诉的追加方向释明同样可保护权利并避免再诉,所以此修法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法的统一适用方面的考量。消除危机的路径是修正式回归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