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写作管见

一、并非单枪匹马之事 历史上，有许多史家对群体写史颇有微词，他们认为“集体的写史，‘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章学诚虽不反对设史馆修史，但还是认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需由史家个人完成，否则难以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作为两位作者的著作合集，而非一位作者的著作集，因而有一个版本上的合法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通过辨析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尤其是剖析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可以为这一版本奠定充分的合法性。     

万斯同著作考证

万斯同佚著尚有十种，而《五礼通考》等并非其所作，另外张廷玉《明史表》也并非出自万斯同之手。     

《灰地：红镇“混混”研究》评介

＂混混＂群体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人,而对边缘人的研究却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对这类群体进行关注和思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海博士的新著《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就是其中一本,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少有的以政治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乡村“混混”的研究著作,立意新颖,论证深刻,可读性强。     

创先争优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创先争优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和具体体现.通过创先争优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台湾研究》注释体例

一、中文注释采用尾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于标点之后,注码号为[ ]二、注释例（一）著作类（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时代使命与优化路径——基于共情传播理论视角

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是新时代中国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集中呈现。以共情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习近平著作的“走出去”已经在叙事逻辑、内容选取、话语方式、平台搭建方面形成一系列积极特征。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复杂多变的传播对象、迭代升级的媒介技术也对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提出更高要求,体系化、精准化、智媒化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著作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优化路径包括:增加情感交汇点,夯实“命运与共”基础;依据受众特点,制定“点对点”传播方案;推进本土化战略,提升“他乡人”引流效应;以全媒体汇聚传播合力,营造“身体共在”氛围。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城市的批判性认识及其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开辟出一条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19世纪“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形态联系起来的现代城市批判路径,其所确立的现代城市观集中于资本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及日常生活四个维度进行逻辑展开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城市批判认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对主宰现代城市生活的资本逻辑的根本扬弃,对人作为城市价值轴心的根本复归,对资本主义城市现代性的超越以及由此生发出对未来城市社会的美好展望,并在方法论上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及其新时代启示

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应对“两个大局”的重大考验。完善国家对内对外职能,以维护安定团结、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日显重大而迫切。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不仅揭示出国家对内对外职能的形成根源和本质表现,而且揭示出国家对内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之间、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趋势。这为我们完善国家各项职能,发挥国家职能总体效应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发展观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在资本主义科技革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发展观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发展观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由生产决定;其二,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来源是自然界;其三,资本主义科技应用造成科技异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发展观为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包括强化人工智能科技生产能力、加强人工智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应用、警惕人工智能的科技异化风险,以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