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文学思想新探

黄宗羲从文学的本原对文学的功能作了富有哲学深度的阐释;提出了抒发感情为诗文的主要特征;对传统的文质关系作了更充分的阐述;对文学创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 ——黄宗羲晚年的内心矛盾

黄宗羲晚年处于既对前明亡国的感念,又欢迎清廷佑文政策这一矛盾心情之中。前者是黄宗羲一贯情感所系,后者则是他出于对中国礼乐文明制度的向往之情。二者交织,构成黄宗羲晚年思想发展脉络中一大张力,这些都体现在他当时所著诗文中。     

黄宗羲的藏书活动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一生成就非凡,得益于藏书和藏书楼。他读书与抄书,编撰图书,在保存、传播古籍及护藏家乡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宗羲民本思想及其启示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他的民本思想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及明末清初的社会影响是其实践基础。黄宗羲民本思想内容丰富,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对封建帝王进行深刻批判,关注民生,提出“工商皆本”,揭示税费改革怪圈。他的切合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有其影响,而且超越时空,在当代依然有其启示。     

不是民主,就是民本吗?——论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性质及当代启示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既不属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属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黄宗羲维持的是君主政体,却不是专制政体.清末以来,黄宗羲的思想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其意义早已超出对黄宗羲思想的评价,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治状况的反思与忧虑.     

农村税费改革刍论

经过20多年的转轨———经济增长和经济管理模式的“两个转变”之后, 中国正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毫无疑问, 这种转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福利。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转轨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压力。近年来显得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 就是“三农”问题的尖锐化。为了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对这次改革的评价以及如何深化改革, 各方面存在着一些争议,笔者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以期对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有所裨益。     

公私之辨在儒学脉络里的极端发展——以《明夷待访录》为案例

公私之辨古已有之,但在宋明思想里才逐渐突出,《明夷待访录》便是一个极端案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对公私之辨作了特别的运用,表达了对君主制的强烈质疑,这个质疑的要义在于揭示了君主制道德上的内在困境。黄宗羲的公私之辨与原初儒学有重大差异,却又的确是宋明儒学曲折演变的产物,是儒学脉络内部的一个极端发展。     

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黄宗羲对研究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但在两部《学案》之前，黄宗羲其实已有一部梳理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著作《理学录》。笔者几年前偶然发现了这部失传已久的著作，本文即是对该书的研究。笔者首先考察《理学录》的内容和体例，进而检讨该书与今本两部《学案》之间的同异关系，最后指出该书的价值和意义。依笔者考察，《理学录》是今本两部《学案》的来源，反映了黄宗羲整理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最初构想。其中不少今本《学案》不见的文字，尤其是黄宗羲评论人物或学派的一些案语，对于研究宋、元、明的儒家学术思想史，特别是研究梨洲本人的学术思想史观，提供了最新的文献材料。《理学录》的发现，让我们对今本《宋元学案》的成书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从《理学录》中宋元的部分，到梨洲原稿《宋元儒学案》，再到今本《宋元学案》，构成今本《宋元学案》成书的完整过程。最重要的是，《理学录》的发现，既让我们了解到梨洲在康熙初年对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看法，又让我们掌握了从《理学录》到《学案》之间梨洲对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看法的变化。     

“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

黄波在2003年6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文指出，著名学者秦晖先生从黄宗羲著作中概括了一条“黄宗羲定律”，提出了历代农民税赋积重难返无法根除的怪圈。闲来读书，我惊奇地发现关于“三农”问题，明清之际的另一位思想巨子王夫之也曾提出过一条“定律”，他在《读(通鉴)论》中因“魏诏守令     

论黄宗羲对君臣民关系的构想

君巨民关系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黄宗羲从君权的起源入手,认为君主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产生的.臣下不必无条件忠君,君臣之间不再是类似父子的天然关系.相对于君和臣而言,民众在政治中处于优先的地位,民众的忧乐才是评价政治的标准.但是,黄宗羲仍然是在君主制的前提下探讨这一问题,他的认识最终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