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样本

近年来,从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黑恶势力"已经大量地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对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江西"黑恶势力"犯罪呈现主体人员成分复杂、犯罪手段从公开暴力向隐性暴力转化、控制区域具有明显的特定性与行业性、犯罪组织多方位渗透等特征。其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管控相对滞后、对暴利行业利益的追逐、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人力资源市场、法制不健全。为此,一是应完善制度、建立"打黑除恶"长效机制;二是依靠党委政府,严查"黑恶势力""关系网",铲除其"保护伞";三是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四是强化情报信息、提高发现控制能力,才能有针对性地打击"黑恶势力"犯罪,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建军:从巡警大队长到“黑老大”

2010年12月16日,山西省公安厅在阳泉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涉黑案。此后,发生在山西警界的这一大案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转型时期中国黑恶势力犯罪风险及其防范

转型时期的中国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和危险期。一些通过暴力能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为黑恶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无业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黑恶势力成员的基本来源，黑社会亚文化是黑恶势力犯罪的催化剂，社会管理缺陷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防范黑恶势力犯罪风险，要提高认识，打防结合，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着力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切实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民族团结进步的奇葩——平远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概述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是滇东南重要的交通枢纽，素有“文山西大门”之称。境内平远地区辖一乡两镇，即阿舍乡、平远镇、稼依镇，居住着汉、壮、苗、彝、回等民族，共有141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2％，其中少数民族人口95040人，占平远地区总人口的67．4％，是全省民族宗教工作重点地区。1992年以前，由于历史原因，平远街曾一度成为全国闻名的枪支、毒品泛滥重灾区，黑恶势力猖獗，“吃饱饭加足油，平远街莫停留”的顺口溜成了当时平远地区社会治安的真实写照。     

从英雄到小丑——文强的升迂与堕落之路

2008年，重庆市掀起的“打黑风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地方规模最大的打黑行动。涉嫌充当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一夜之间从正局级高官沦为阶下囚，这不仅意味着他官运沉底，其人生也就此改写，更引爆了社会舆论对重庆打黑的关注。     

黑恶势力犯罪的阵地控制

由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阵地控制活动层面众多,带有一定的保密性、伪装性,控制难度大.1.通过网络查控与特情侦查加强控制;2.加强公开管理;3.结合农村黑恶势力生成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控制;4.变"单元防控"为"系统防控";等.     

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如大村落家族衰微、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阶层分化等．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在社会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胁迫等非正当手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得以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浅谈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以“文强案”为例

黑恶势力＂保护伞＂是阻挡铲除黑恶势力的关键屏障,其特点是拥有一定权力、保护形式多样、成员复杂。为了摧毁＂保护伞＂,彻底扫除黑恶势力,清洁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完善立法,建立健全的法治体制,从外部构筑一道坚固的围墙加以维护;加强对官员的反腐教育,从内部树立坚强的意志屏障加以防护。     

江苏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实践与思考

江苏黑恶势力犯罪处于高发期,已经具备黑社会组织的初级性特征。江苏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积累的经验说明,对于黑恶势力犯罪,公安机关必须保持高压态势,加强侦查队伍建设,贯彻依靠群众的方针,强化刑侦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