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我们的终结,抑或我们的开始

女性在女书中以“我们”的身份言说并存在,藉此放逐父权制。书写与被书写同样危险,我们没有聋,可是我们却哑了。文本意图受到了女书本身表述的破坏,女性在使用女书时掺入男性异质,削弱了女书自身构建的权威,在与男性争夺话语权时显得力不从心。放逐最终遭到放逐。颠覆父权制必须动用男性话语的概念,在其文本内寻找颠覆模式。女书的终结是消除二元对立的必然要求,标志着两性对话进入了新的时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行帮是中国历史上曾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团体组织。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行帮是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早期工人组织的主要参照模式;同时,由于行帮狭隘的利益,又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为早期工人运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行帮抵御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生命力。行帮既是中国社会进入危机阶段的伴生物,也是中国独特的近代工业发展进程和近代工人阶级队伍形成样式的社会后果,旧式行帮的延续也同时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同乡文化"的影响。     

2001年海上丝路研究在中国(上)

2001年中国对海上丝路的研究蓬勃发展,先后在昆明、宁波、湛江和广州召开了4次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本文试对这4次学术研讨会,略作评述。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

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有"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但就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则表现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民族融合而言,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为主,元代以后则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源合流和异源异流.此外,整个西南民族关系主要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表现出来.     

对美国警方管理工作业绩考核新方法的研究

"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满意程度"两项内容是美国警方招募、录用新警察及考核他们工作业绩的新标准和新方法。这种方法一改传统的警察招募标准和业绩考核方式,招募更多的具有大学本科和更高学历者加入警察队伍。在警察管理上,采用传统的规章制度型管理方式的同时,运用心理学理论,从提高警察的心理素质入手,促使他们更加热爱警察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

本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进行了简略评述,认为在传统中国,专制国家虽然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之中,但受交通、通讯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限制,在事实上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实施支配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份和功能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用“自治权”、“士绅社会”等概念加以概括。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关系构成的,对此必须综合地、辩证地加以理解。     

简论新中国社区警务的背景与条件

作为外来词,"社区警务"是意涵丰富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它既是一种警察哲学、警务理念、警务战略,又是警务运行模式和操作方法.新中国的警务具有"社区警务"的所有属性,是一种典型的社区警务形式,不能因不具其"名"而抹杀其"实".新中国的警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一种理性的历史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区警务的母体;群众路线是社区警务的依据和灵魂;单位制度和单位社会形态是社区警务的适宜土壤;社区警务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区警务是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条件下最为经济的警务模式选择.     

冷战后缅甸的对华政策

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缅甸采取党对党、政府对政府的双重政策。１９８８ 年缅甸发生政治动乱后,中国终止了对缅共的支持。１９８９ 年４ 月缅共因发生内讧而解体,年迈的领导人被遗弃,这一中缅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不复存在。鉴于共同的世界观,中缅双方高层人员往来频繁。双方高级将领也经常互访,以加强缅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人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