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经历了以政治平等为特征的发展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     

电视剧再现的家庭与家庭关系——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案例研究

本研究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家庭变化,主要研究了东亚社会中的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四个社会中电视剧是如何对家庭和家庭关系进行再现的。该研究的研究范围如下：首先是对电视剧中再现的家庭结构和状态进行分析;其次集中研究家庭关系;最后将关注点放在了电视剧中再现的个体性问题上。通过研究可知,从家庭自身的中心性层面来看,韩国最为明显,而日本并不是从基础的家庭关系,而是从新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家庭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结构。同在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地区则在乡土剧这一类型里,主要是强大的家长式权威下的两代为中心的家庭。     

论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印度软实力源自印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印度对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印度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以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印度文化产品等。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印度在东南亚展示其软实力的手段与方式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容易为东南亚国家所接受。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中德《反不正当竞争法》比较——兼谈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的启示

2004年7月8日,德国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实施。对中德两部《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保护目的、不正当行为的定义、不正当行为的具体规定以及法律责任四个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反思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一步探析德国这部新法对完善我国《不正当竞争法》的启示。     

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治理效能：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高校社团育人机制的跨文化研究——对中美高校社团的比较分析

中美高校都十分重视学生社团工作,但两国高校社团在与社会的联系程度、社团活动经费的筹集与充裕度、社团经费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要完善政策体系,构建高校社团育人机制政策平台;加强组织领导,健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制度;加大资金投入,保证高校社团育人机制良好运行;增强相互交流,强化高校社团育人功能。     

中国与越南会计改革比较研究

会计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与越南部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两国的会计改革既存在许多共同点,也在国际化策略、整体规划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总结和比较两国会计改革的历程,可得到以下有益启示:会计改革既要向国际化趋同,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又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会计改革,同时加强新会计准则的执行监督机制.     

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分析

朝鲜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在其经济发展中只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外贸依存度很低。但就其对外贸易本身来讲,对于中国、韩国的依存度却非常高。尤其在战略物资和外援方面严重依赖于中国。由于朝鲜对于改革开放存在很深的疑虑,估计短期内在经济改革方面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无论在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在外来援助方面,都将严重依赖于中国。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