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韩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分析

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进入更加稳定高速的发展阶段,2006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 000亿美元,韩对华投资金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在几年前中国就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对外投资对象国,同时韩国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双方应共同努力加以解决。今后,两国经贸合作发展潜力仍很大,前景看好。     

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中国奇迹的解释应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进步的价值观。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三种价值观相结合释放出来的正常历史进程。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三种价值观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形态作为主流价值观,才能适应、应对和处理多元社会的矛盾或要求,因为它体现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和市场公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越关系新发展与经贸合作新机遇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双方恢复了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双边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积累,进入21世纪,中越关系具备了新突破新发展的条件,已经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提升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更高层面。     

中国当代司法体制思考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形式关系原理、对立统一规律原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有的放矢地实施举国司法体制、机构垂直设立和司法财政单行。垂直设立的司法体制、机构应当健全和完善监督工作制度。当代新司法体制的建立,对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高度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边境合作的模式转变

边境合作与沿海开放不同，必须采取紧密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遵循地缘经济的发展规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传统的边境合作发展模式。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边境合作必须从竞争性对外开放向互利共赢性对外开放转变；从单方的自我开放向双边或多边的互动开放转变；从贸易驱动型的边境合作向投资驱动型边境合作转变；从主要依赖有形产品贸易向主要依赖无形的服务贸易转变：从传统产业间的贸易合作向产业内的生产性合作转变。     

中日青少年交流回顾与思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青少年交流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全面铺开，经历了起步、兴盛和平稳发展3个大的阶段。中日青少年交流主要有交流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交流密切度与政治关联极大，交流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着眼长远，走向机制化以及矛盾与发展相辅相成5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两国青少年交流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为有利于拉近两国国民距离，增进国民感情；有利于减少两国民间误解，增强政治互信。展望未来两国青少年交流，两国应该采取着力建立中日青少年交流长效机制、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加大两国留学生交流等对策。     

从体育邮票的发行状况看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轨迹

从新中国60年体育邮票发行的种类、数量、套数、内容等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体育邮票的发行受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体育邮票发行状况所划分的三个阶段与《当代中国体育》对新中国体育发展所划分的四个阶段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证明了对某一时期体育邮票的发行状况进行分析，也是探寻新中国体育发展轨迹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新中国体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认识。     

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五大影响

2008年9月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五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发展,大国关系复杂重组,国际机制变革加快,三是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四是发展模式更趋多样化,五是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崛起步伐加快。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海外贿赂的立法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对海外贿赂中的犯罪主体、法人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缔约国将该犯罪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制。各国在将自己签订的反海外贿赂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时，都采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模式。我国在法律规制的方式上，应采用增设法条的形式，在法条的制定方面，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在《公司法》上明确控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