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主要以互联网作为言论平台,自发表达爱国热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一定的自发性以及一定的非理性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特点。网络民族主义主要以民族团结和舆论导向问题为切合点,对国家安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中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培养理性的传播者、接受者队伍,建立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采取灵活政策正确组织引导等,使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因素。     

不信任文化中的非人格化管理——匿名评审、年龄界限与一刀切现象的综合分析

匿名评审、年龄界限和一刀切三种现象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其内涵却存在着一种共性,即凭借一种貌似客观的技术、数字和理性规则来实行管理,希望以此来克服管理过程中个人主观因素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种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非人格化管理,它产生于不信任文化的背景之上,相信技术而不相信个人的能动判断.这种管理模式落后于民主化和人性化的社会进程,必须用一种信任管理模式来替代它,重构和谐、创造、能动的管理关系.信任管理以人为中心,强调负责任的个人对公共政策的主动执行;信任管理是充分授权的管理,并不是完全依赖技术的控制力来实现集权化从上到下的管制;信任管理也是开放的管理机制,吸收环境中的支持力和压力要素,与环境展开积极的互动.信任管理是和谐社会的管理机制.     

中国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公民及其教育的思考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中国现代新农民诞生和成长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新公民诞生和成长的过程,还是中国公民教育事业整体推进的过程。     

The wisdom of crowds: What do citizens forecast for the 2015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in your constituency? Most citizens correctly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groups are even better at answering it. Combining individual forecasts results in the ‘wisdom of crowds’ explained by Condorcet's jury theore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accuracy of citizen forecasts in seven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s between 1964 and 2010, and reports what citizens interviewed in February and March forecasted for the election in May 2015. ‘Citizen forecasting’ predicts vote shares and winners in constituency elections, and seat numbers and governments in national elections. The paper also introduces a new method for predicting vote shares from citizen forecasts. Citizen forecasts are direct,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ble. Pollsters should collect them and communicate their results more often.     

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之中国路径——以南非宪法法院判例为切入点

南非宪法法院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违宪审查判例受到宪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做法具有制度创新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应。我们可以借鉴南非宪法法院相关判例,建立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的中国路径。在人民法院系统中设立宪法法庭,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设立宪法委员会,并且在人民法院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建立特定的衔接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     

传媒素养教育探析

传媒素养教育旨在通过引导人们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欣赏和评析媒介产品、了解媒介的性质、学习信息传播技巧、了解受众与媒介的关系等内容 ,致力于培养公众在信息社会能够有效利用媒介 ,与媒介、信息之间形成平等、互利的关系 ,从而具备正确使用传媒和抵御传媒不良影响以及对传媒认识、识别和运用的能力     

和谐社会：政府从治理到菩治的价值转向

治理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为政治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不断寻求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优化。而政府从治理转向善治预示着秩序社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增量变迁,政府善治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共性决定了两者的契合点在于转变传统政府思维与运作模式,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互动制衡机制。     

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论人的联合与双向承认法权

人的联合既是基于承认的欲望,也是承认的实现形式,从而是自由本身;相互承认是公民联合的机制和形式,公民身份则是落实、体现人的联合及其相互承认的枢机,而一以法权体制笼统之,法权即自由。法权秩序的人性基础体现为"最初之人"与"最后之人"的预设,而昭示了不同文化、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政治-道德理解,展现了它们对于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可欲图景的不同憧憬。     

论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以利比亚撤侨为视角

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是中国公民在海外依法享有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有自己独立的特征。党和国家一贯重视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并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尤其体现在利比亚大撤侨的全过程中。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是我国国家性质、国家主权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维护人权的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当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