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双重性及其对策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是党外知识分子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呈数量多、年轻化、素质高等特点,引导他们政治参与,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双重性及其成因,提出从政治上引导、生活上关心、渠道上拓宽等对策。     

2008年以来民进党修补与美国互信关系的效果及前景分析

2008年民进党下台以来，持续透过访美、恢复驻美代表处、在两岸政策和对美政策上积极迎合美国等做法，修补与美国的互信关系，为其重返执政创造条件。民进党对美示好的做好虽得到美方善意回应，但因民进党拒绝放弃“台独”立场，无法提出令美放心的两岸政策新主张，因此双方互信提升程度有限，美始终对民进党重新执政充满疑虑。因受美国对台战略考虑、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的复杂性等因素制约，未来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我国网络赌球治理中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网络赌球风潮正由我国沿海地区向内地逐步蔓延.在对网络赌球的法律治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难题:首先,惩处普通赌客的法律力度较轻,缺乏威慑力;其次,惩处足球相关从业者、第三方支付商时缺乏合适的罪名.为了根除网络赌球带来的危害,我们应采取如下法律对策:普通赌客达到参赌数额较大的标准时将会受到刑法处罚;设立操纵体育比赛结果罪来惩治相关从业者的“假、赌、黑”行为;通过扩展洗钱罪上游犯罪罪名数目的方式将第三方支付商置于《反洗钱法》的监督之下.     

党内民主视阈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以党内民主的动力助推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此激发队伍纯洁的内在活力。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基础,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和选举权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标志,保障党员的民主决策权是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关键,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路径。要加强党内基层的民主建设,提升反腐倡廉的创新动力。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和"两新"组织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基层社区党内民主的创新。     

社会转型期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本前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体制的转轨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实现执政合法性向法理型转变；同时坚持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排除党内外的各种困难坚持了这一正确道路，最终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道路坚持以及道路自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当下的工作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媒体参与：民主行政之现实诉求

大众媒体是社会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监控政府运作的桥梁，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在增强公众政治认知、营造公平的行政环境以及重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行阳光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大有助益。威尔逊的“金鱼缸效应”中的论述历史性地耦舍了我国“阳光行政”的治理理念，对于我们当今拓展新闻自由空间、发挥新闻监督的有效功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年来关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围绕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学者们从民主政治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角度、政治制度变迁角度、行政体制改革角度、党内民主发展及监督制度角度、政治参与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理的解读和阐述，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及其性质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具体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对策选择及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启示等方面对以往的研究做一梳理，便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

中国共产党诞生 80年来 ,党及其领导人从不同的角度 ,论述和实践了“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尤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江泽民在对近 80年来党建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使党建理论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Is Brazil becoming a “boring” country?

The article looks at the condition of Brazil's political system in light of the 1998 electoral results. It critically examines arguments that electoral volatility,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weak institutionalisation have produced a highly unstable political system unsuitable for sound policy‐making and processing change. While not underestimating the influence of electoral rules, it argues that given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turmoil of the 1980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electoral volatility over the period was amongst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rguably, however, these factors are now having a diminishe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lessening volatility and allowing the emergence of a more institutionalised part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