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

经过60余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现象。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对现存国际秩序持基本满意的态度,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未必引起冲突与战争,权力能否和平转移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崛美落,而是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一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权财富基金困境因素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主权基金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和立法等手段对其进行干预,使主权基金的投资活动遭遇金融保护主义壁垒,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某些困境,导致主权基金的一些投资活动不能顺利进行甚至无法进行。本文对造成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困境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权基金的一些描述性特征(来源国家、资金规模、基金类型)以及投资对象国的政治环境、公众的认知与民意、投资行为或行为体的透明度、主权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产业是影响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阻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并对他们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方式进行了分析。     

试析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管理风险及其对策

百姓住房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建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成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我国的住房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多种风险,通过强化资金管理中心的主导地位,建立贷款风险监管体系,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还款措施,提高业务人员素质,规避各种潜在风险。     

从比较的视野看商事责任的特点

商事责任是私法责任,它与传统民事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融入了类似于经济法责任的＂混合性因素＂,这些因素是为商法特有的营利属性服务的。商法配合着同样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经济法,在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思考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持续的、大量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即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高额"双顺差"。虽然持续的"双顺差"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也对我国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一套适合的解决办法,妥善处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问题。     

价值衡量的十大进路——对法理学方法论之谜的破解

价值衡量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相对主义等十大进路,其各有所能亦有所不能,即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但这些解答本身亦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因此,在综合各种进路优点的基础上,应以现实法律规制的需要为出发点,予以辩证的、理性的和合目的的取舍。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发展状况——基于199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立项的统计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级的科研基金项目,能够从宏观上反映各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199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立项项目的统计与归类,分别从立项数量、学科分布、研究主题、研究成果、项目机构、地域和负责人等方面加以定量分析,以呈现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并简要分析该领域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对《鹿特丹规则》“平衡之道”的再认识——兼论中国的现实选择

是否加入《鹿特丹规则》是中国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利益平衡为线索,阐释利益平衡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在《鹿特丹规则》制度设计中的具体体现,分析《鹿特丹规则》所作出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对中国利益相关方的影响以及中国立场的确立。     

基于中枢-外周-中枢闭环康复理论探讨脑卒中后平衡障碍的治疗策略

改善卒中后平衡能力是脑卒中恢复过程的关键。本研究基于康复领域新理念,即中枢-外周-中枢闭环康复理论,探讨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针刺康复综合治疗方案。通过纠正感觉输入与强化正确运动模式等自下而上的外周干预手段及激活相应脑区功能的自上而下的中枢干预手段整体促进卒中后平衡障碍,以提高临床疗效,加速患者康复,为卒中后平衡障碍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分析北大核心SSCI

当前,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着眼绿色基金领域,通过分析基金重仓股明细,以及进行单因素评价模型的实证检验,探究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结果显示,部分样本基金没能很好地执行投资策略,需调整资金配置,增加对绿色环保相关行业的投资;大部分样本基金在剔除掉风险因素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对比分析中,表现出了较强的获利能力,基金管理者市场调整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较强。综合来看,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未能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环境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建议基金经理人对投资策略要充分予以执行,严格按照“绿色”标准选股投资;要进一步完善与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相关的配套机制和法律法规,丰富和完善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提高投资者对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度,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投资主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