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

革新开放后，越南私营企业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发展历程与越南政府的制度改革密不可分。越南政府通过修订《企业法》、《土地法》，加速推进行政改革等举措，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机制保障。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在融资渠道、信息来源、债务纠纷解决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宥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民主法治国情,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仍存在民主权利与民主需求、民主需求与民主实践、民主实践与民主权利之间不相协调的问题,使得社区民主治理陷入"权利-需求-实践"的困境,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实际,完善民主权利,满足民主需求,深化民主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之路。     

全球治理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

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挑战。全球治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外交必须制定出应对方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参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之下,起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诸如产权制度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行为。但行政性分权的非制度性和非稳定性,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式微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中以曲解规则、补充文件等异化的制度创新行为和方式来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以求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法规制定中因势而易、系统配套,落实过程中领导带头、惩处严格,执行过程中改善环境、推行民主,执行机制上注重监督、大胆改革。这些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在廉政制度执行中法规是依据,过程是关键,环境是保障,机制是根本,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论和谐治理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构建

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可称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合作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彰显了选择该模式的必要与可行。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主体,民主决策,法治化管理,市场和社会化服务,责任过程和效能结果。该模式的构建须有宽容态度和发展眼光,需要提高民主法治质量,发展公民社会,建立协商对话机制与合作文化环境,加快行政改革,推进政府转型。     

社会主义荣辱观现实诉求及其价值抉择

道德作为类的内在理性与自觉,意识、认知、毅力的关键是价值的维护。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作为具体与历史的践行意旨就在于构建创新型的和谐社会。     

审视与整合：超越统治与治理的视野

笔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统治与治理相融合,提出“第三种模式”,并且阐释了“第三种模式”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以及实现的基本路径。     

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基于新《公司法》的考量

完善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运作的前提,也是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新《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作出了新的规定,但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架构新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仍是保证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在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责、加强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充分发挥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方面对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加以完善。     

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府际关系的调整——以金华—义乌府际关系为个案研究

县域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传统府际关系的矛盾冲突,从经济关系、行政关系和治理关系这一三维分析框架剖析这一矛盾冲突,能有效解释地方府际关系变迁与发展的逻辑。金华—义乌府际关系的典型案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合理的经济关系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它不仅仅是单向的辐射关系,而且更是双向的对流关系。(2)科学的行政关系必须回应权力运行的规则,它不是单一的行政管辖,而是双方的权力互动。(3)和谐的治理关系必须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是单边的各自为政,而是双边的利益共生。惟其如此,地方府际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长效的制度安排,并为地方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永续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