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以商人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势力的产生是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国家既利用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特殊地位实施统治,注重吸收、改造、利用、动员、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服务于国家,又对各种可能危害统治阶级的社会势力实施控制、打击,这是我们常见的国家与社会势力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历代国家的盛衰,都与其能否处理好与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有关。秦汉社会势力因其身份构成的不同、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商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有奖拍违的性质及其违法性研究

有奖拍违的出台有何依据?它违法吗?各种观点的解释和行政部门给出的法条依据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在这纷扰的场景下,只有将其放置于行政任务民营化的背景中,从拍客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国家任务的层级与有奖拍违的关系以及设定有奖拍违的权源入手,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除了不可以侵入绝对的国家任务外,私人都可以参与行政事务,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此中都须强调国家的担保责任和由此衍生的指挥、监督及控制责任。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试述社会主文法治建设的瓶颈问题及解决对策

今年“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标志着我国民主法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制基础薄弱的中国用了短短三十年就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可谓可喜可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意识淡薄、职业素养不高、法制规模较小和法律质量不佳等亟需解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应该提上法治建设攻坚阶段的日程了。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困境,并缺乏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对天津市两个省级体制内社会组织的个案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与之相反(而并不矛盾)的特殊事实。为了重构这两个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经济资源及其一定的自主性的特殊逻辑,本文首先对组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体制内社会组织对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依赖的分析框架;然后,重构了两个个案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特别是揭示了其平衡这一依赖的相关策略。缺乏社会基础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凭借和利用国家的特殊合法性支持而进入到社会领域中以汲取资源的相关策略,被称为"寄居蟹的艺术"。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其分析有利于提出研究假设,而其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     

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

在信息时代,信息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新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不断扩大,同时,国家主权在外部受到信息霸权、网络恐怖主义的挑战,在内部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制约。为维护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需要采取发展信息技术、加强信息网络管理、完善信息法律法规、构建信息伦理、推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等措施。     

Why states have no right to privacy,but may be entitled to secrecy: a non-consequentialist defense of state secrecy

ABSTRACT

Despite an increase in initiatives aimed at enhancing political transparency, democratic states claim the right to withhold information from citizens: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programs, diplomatic discretion, closed-door political bargaining, and bureaucratic opacity are examples. Can the state’s claim to restrict access to information be justifi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essay, I focus on the arguments that defend the state’s claim to restrict access in terms of the state’s right to privacy where the state privacy is presented as a species of group privacy. While I concede that group privacy may be defended, I argue that governments and parliaments are not the kind of groups that may exercise privacy against citizens because of the relation of accountability in which they stand to citizens.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ssay, I propose an alternative argu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scope of openness required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is less extensive than traditionally assumed. I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authority and argue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actices of classification as an exercise of a special right to secrecy that is implied in the democratic state’s right to rule in a content-independent way.     

论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契合与外在互动

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实施依法治国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不仅表现在二者在具体内涵和价值取向上的契合性,也表现在二者之间有着强大互动作用。对这种必然联系的正确认识,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更有利于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应根据起诉范围、起诉条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诉讼费用等问题对其进行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流失。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