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矛盾与问题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进程。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并未实现其政治精英的理想预期,而是引发了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政治上,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危机频发;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并未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寡头坐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较量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最终成型;社会上,权力重组并未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外交上,“国家身份”的模糊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俄罗斯的转轨之痛对任何一个社会转型国家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     

论行政收费的设定和监督

近些年来“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使行政收费引起了社会重视。因为,虽然乱收费中不排除某些非行政性的收费,但行政收费的“乱”首当其冲。要治理行政收费上的乱,必须从规范行政收费设定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行政收费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     

"一肩挑"模式的困境与农村基层治理

“一肩挑”模式是各地在解决农村两委矛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基层组织构架模式，该模式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并不能根本解决两委矛盾。农村治理模式的症结是两委关系界限不清，而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村民自治。     

东盟的国际社会性——一个尝试性的分析

国际社会的内涵在于共同利益、共同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就东盟来说,共同利益多来自外部的刺激和威胁,内部共生利益较少;共同观念主要是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的趋同,没有形成真正深入普通民众心中的地区认同意识;共同规则是被东盟各成员国高度认同的,但正受到东盟内外的挑战;由于惩罚性制度缺失,诱导性制度功能不足,东盟的共同制度远不能应付地区危机和国际政治转型的要求.总的来说,东盟的国际社会性是微弱的.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浅析

改进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措施和对策是：逐步退出经营性活动领域，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施国有资产的全过程管理，推进青产管理信息化建设。     

我国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分析

我国公民参与主要有政治投票和选举、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社会协商对话、大众传媒、基层群众自治、社团代表、公民旁听等九大制度网络.整体上看,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相对完整,但程序和技术的匮乏使公民参与的制度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战略上的鼓励与现实中的限制使制度环境未能体现出鼓励和能促性特征.基于此,需要重视公民的权利要求和推动参与制度环境变迁的四种途径选择,从程序和技术上完善细节,进而将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推进到精细化时代.     

民营经济融资难的制度原因

民营经济虽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但中国民营经济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民营经济融资难是和银行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偏小有关,其根本原因在于信用制度与监督制度的缺陷。这些缺陷造成了中国企业的“道德风险”、逃废债。另外,信用评估制度不完善导致银行难以得到企业信息,而在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与银行时,其结果就会是银行贷款偏好国有企业,引起民营经济融资难。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制度的完善有赖于提高国家的制度转型能力。     

我国金融业反洗钱机制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基本形成了以“一规两法”为主要内容、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为主要机构的反洗钱机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打击洗钱犯罪的立法结构和立法内容不够完善、“一规两法”存在缺陷、反洗钱实践遇到困难以及国际合作存在一定难度等。因此,必须加快反洗钱法制建设,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反洗钱基础性工作,建立与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相衔接的社会反洗钱系统,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     

公安消防指挥院校办学目标定位和教学模式构建

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求公安消防工作和公安消防部队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公安消防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为公安消防部队培养更多合格人才,要求公安消防院校科学定位教学目标,构建适应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创新中合法性要素的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中的政策供给是建构性的,因此,它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合法性要素的支持方能得以实施,否则,也可能因合法性要素的支持短缺而蔫死在襁褓之中。可见,合法性要素是政策供给的给养,只有给养充分,政策创新才能顺利进行。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案例,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系列必要的合法性要素的支持,这些要素是共同性支持、同源性支持、关联性支持和社会成员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它们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缺一不可,否则将导致公共政策创新的最终失败。因此,公共政策创新必须在这些要素的全面支持下获得合法性方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