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分析

党和政府对减轻农民负担采取了许多公共政策,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陕西省高新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分析

我国高新产业集群化发展中有一定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陕西省高新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战略应从集群自身功能的完善、政府职能的定位和建立有效的资本运作机制采取战略措施。     

论加强行政学院的学科体系建设

加强行政学院的学科体系建设 ,目前应注意明确学科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大致思路 ;把公共管理学作为第一学科群放在突出地位 ;要发挥科研对学科的支撑作用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整体合力     

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云南、广西为例

传统上,地方政府并不是地区主义及国际制度研究中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在经济区域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它们在地区合作及国际制度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本文在简要讨论地区主义、国际制度及地方政府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选择云南、广西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来讨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主要特征、效用及前景等问题。作者认为,制度化程度低、存在着主权——非主权以及国家——市场的双重“裂口”是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国际制度的根本特征。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纠纷解决机制外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以行政调解制度为例

深刻反思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实践,为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行政法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显然,与制度内在设计之改良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就当下中国的行政调解制度而言,重塑其法律地位,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建立健全源自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就成为实现这种优化的具体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行政调解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预期。     

Uneve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sectoral variation in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pillar industries

By comparing three Chinese pillar industries, automobile, petroleum, and machine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uneve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bred sectoral vari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In 1994, at the daw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posed the enactment of similar growth-promoting policies for all pillar industries. The level of policy enactment and the resulting outcomes, however,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the industries. Previous literature on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has sought to build a single model encompassing China as a whole, and has emphasized either the state'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r China's uniqu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by taking account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mid macro institutional reforms. Every idea and institution evolved at a different pace in these reforms, and the incremental nature of the reforms further deepened the gaps between sec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e to this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stat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a developmental state until at least the early 2000s.     

增长驱动、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体制变迁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市管县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发端,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城市发展工业和解决城市生活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加快速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在此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战略要求的市管县体制重新得以复兴并得到全国推广;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级,中国城市化战略也由此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县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群。在这种新的增长驱动逻辑之下,国家又寻求多种方式超越市管县体制,其具体方式包括"强县扩权"改革、"省直管县"改革、省域内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跨区域治理框架的构造。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增长驱动逻辑下主动权变地革新政府管理制度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治理效果。未来中国政府层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朝一种包含各种体制内容的、充分反映地区差异性的政府层级管理体系方向努力。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