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的目标及对策建议

吉林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必须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科学确立其近期、中期及长远目标。为有步骤地推进目标的实现,应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充分发挥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促进科技市场的发育,广开投融资渠道,为民营科技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全面推动全省民营科技企业的集团化、国际化。     

高薪制:审判公正、廉洁和法官高素质的基本保障

适合从事法官职业者应当是综合素质高的人 ,法官职业是智慧者的行业 ,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 ,给法官以高薪是应当的。此外 ,为了保障审判公正和廉洁 ,实行法官高薪制也是必要的。用 10年的时间 ,将我国法官的人数逐渐减少到8万人左右 ,法官的工资逐步提高到现在法官工资的 4倍。     

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构想--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确立了"单位自治,政府监管"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机制,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实行单位负责制,单位自治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公安机关应充分履行指导监督的职能,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维护单位内部稳定与安全的新途径.     

振兴东北的社会学思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东北金融问题”的解决、东北地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以及东北地区吸引大量外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振兴东北的前提,而这些都需要以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基础和保障。因此,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振兴东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为此,东北地区必须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为振兴东北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通过分析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原因,应运用思想教育、制度规范和监督制约等综合手段,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最大限度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为干部不腐败提供机制保证。     

公务员制度的变异与控制--对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情况的反思

本文列举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变异的主要表现,并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体制与政府治理模式、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等方面分析了变异的原因,提出了有效抑制公务员制度变异的重要途径.     

青少年流行文化视阈下的共青团制度创新研究

青少年流行文化对共青团工作的影响较大,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复杂、灵活、多样、易变。造成网络文化风靡导致沟通方式的e时代性,外来文化盛行导致传统文化的缺失,物质文化崇尚导致价值取向的功利性,高校共青团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向,必须针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运行体制,创新大学生共青团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创新对团员青年的考核评价机制。     

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

运用戴维斯和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构建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迁的解释框架,并且利用这一解释框架提供的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在食品安全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是其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遇窗口使制度变革得以可能,外部性与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关注点,而路径依赖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约束力量. 可以预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未来演变方向,将是制定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从而降低监管的外部性;将监管权限恰当集中,减少监管部门的数量,从而降低协调的成本,尽量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起更加强势的部门间协调机构,甚至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引入政府之外的力量,比如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建立起所谓的"火警"机制,以补充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韩国海关廉政管理体制建设及其启示

目前韩国廉洁度排名居世界前列,韩国政府树立的廉洁形象也日益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然而在几十年前,韩国一度是亚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韩国廉政建设经历了从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式反腐的过程,以预防腐败为着眼点,事前预防和事后惩罚相结合,韩国治理腐败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内部监督、成效突出、惩戒有力、处罚从严的特点。在韩国廉政管理体制的框架下,韩国海关以实践和行动为主轴,大力推进以透明化、文化、制衡与矫治为主要内容的"4C"廉政策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Felder und Institutionen. Der soziologische Neo-Institutionalismus und die Perspektiven einer praxistheoretischen Institutionenanalyse

The ris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n sociology and its quest for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has improved attention to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The article examines chances of a combina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practice theory as well as prospects of a practice-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With some exceptions, it is revealed that neither in theory nor in empirical research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is properly considered by new institutionalism. Nevertheless, fruitful connections between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practice theory are identified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basic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of rule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s a sociological object of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