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协调--以罗马法役权制度为角度

在罗马法上,当役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具有了他物权的性质的时候,物权法定主义便随之确立.由此,物之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为了协调社会需求与法律需要之问的矛盾,罗马法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详尽细化、适度抽象等一系列物权法定主义的役权法律技术.这些法律技术促成了罗马法役权基础上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大陆法系民法所借鉴,并对我国物权立法具有启迪意义.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职能的整合

治安管理职能是警察的重要职能,在我国,由于过去诸多方面的原因,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一方面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强化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规范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行为,力求建立程序上的保证。二者的结合是对警察治安管理职能的有效整合,使警察的治安管理活动更能实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监察法》法律责任条款的逻辑展开:基于文本的分析

法律责任作为《监察法》的兜底条款,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反腐败价值追求。《监察法》法律责任条款设置的科学性对《监察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具有内在的结构性作用,决定了《监察法》的实施效能。从法教义学的视角,通过解读《监察法》法律责任条文的字义、词义及内容含义,归纳监察法律规范的结构体系,从价值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和句式维度四个方面阐释《监察法》法律责任条款蕴含的法治理念、框架体系、设定尺度和语义要素。     

城市·市场·法律——西方法律史中的“城市法”考察

本文考察了西方前近代社会历史中城市法制度的独特性质及其后来对西欧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认为从西欧社会城市法制度的经验看 ,市场、城市和法律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中城市法使市场和城市具有了一体性的内在关系并同时使城市成为自治实体 ,这正是使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的关键。同时城市法制度的最终发展又走向极端 ,从而又成为统一市场形成的障碍 ,进而由民族国家取代城市而统一市场 ,城市法的使命终结了 ,近代法开始兴起。     

所有权保留条款在英国法上的效力

英国的立法和判例都承认所有权保留的效力。为实现卖方的所有权,英国法给予卖方以追索权,卖方不仅可以追索原物,追索产品,还可以追索销售款。英国法将延伸的所有权保留条款视为一种担保,并需要进行登记。由于所有权保留条款在法律上的复杂性,该条款的应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英美法系国家环境刑法与环境犯罪探究

一些环境保护先进国家, 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先后以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加强对环境犯罪的制裁。国际社会为保护人类环境加强国际间的协作亦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属于普通法系判例法的国家．其制裁环境犯罪的突出特点,就是采用附属刑法的方式规定环境刑罚条款,使各类环境刑罚条款皆寄生于行政法之内。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也是西风渐东土——《民法研究指引》的指引

《民法研究指引》一书作为日本民法研究方法的集成,在日本法学界受到极高重视,但此书诞生于20世纪末,其所介绍的论文写作方式与日本继受法学的阶段、司法实务以及学术研究的环境紧密相关。我国研究者借鉴日本法学的研究手法之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学术生产方式进行功能性参照,发挥我国的后发与主体优势,将不同研究方式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在凝聚研究共识、明确研究方向上深化努力。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带来新视角与新问题,在超越可容忍的社会相当性且有刑事可罚追究必要的场合,我国刑法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适用值得关注。该罪的对象被限定为"甲类传染病",本次新冠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而该罪存在适用上的瓶颈。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     

从刑民实体判断看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机制

鉴于刑民实体关系的处理对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直接影响,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坚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考察。在交叉案件的实体判断中,法秩序的统一不在于保持违法概念、违法判断的一致,而在于维护"合法"判断一致。强行将民事违法性作为刑事违法的判断前提,极有可能想当然地以合同无效、过错等充实尚无定论的民事违法性,反而导致了刑事违法判断的"失真"。在交叉案件的审理中,裁判的统一是客观事实的最大限度统一而非客观事实和法律评价的完全一致。贯彻了违法判断(相对)独立性的"刑民并行"模式既尊重了审判的独立性,也有助于避免因案件受理顺序的不同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同,是更为合理、高效的诉讼处理机制。但是,当刑民审判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交叉案件审理例外模式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具有一定妥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