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change,little change? Punctuation,increments and multi-layer institutional change for English local authorities under austerity

This paper draws on new institutionalist theories to consider how we might characterise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change occurring in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as a result of the UK’s austerity policies. It uses national and local empirical data to argue that changes are best understood as multi-layer processes, whereby radical ‘punctuated’ shifts in national funding can be mitigated to incremental adjustments in service delivery at a local level. However,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incremental appearance of change may be temporary, and that diminishing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emergent discursive shifts potentially prefigure a paradigm change in local governance.     

朝鲜族乡村社会的集中村建设及其社会共同体的质变

城镇化进程将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与巨大社会变迁.引导乡村社区的整合与重构,摸索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必要的.朝鲜族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为了克服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朝鲜族社会自发组织起集中村建设运动,通过集中村的形式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尊重经济结构形式与社会共同体形式之间关系的规律,成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区重构的关键因素.集中村建设经验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与不足并存,在行政方面法治化程度最低。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客观需要,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家结构形式的完善问题,在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走出国家结构形式的几个理论误区: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联邦制奉行的是"双重主权"原则;单一制与联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权威;完善国家结构形式,我们必须坚持单一制。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之下,起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诸如产权制度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行为。但行政性分权的非制度性和非稳定性,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式微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中以曲解规则、补充文件等异化的制度创新行为和方式来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以求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浅谈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给政府管理改革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冲击。加快建设电子政务,对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对于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提升政务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政府反应力和社会回应力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透视城市住宅消费的阶层化

城市住宅消费阶层化已经成为当今住宅消费的流行趋势,是身份区隔、地位区隔的一个具体化表现。住宅消费的阶层化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功能,如有利于社区内居民的民主化管理、提高社区服务的统一化管理效率等。但是,住宅消费的阶层化也会加剧阶层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剧贫困区的恶性循环。针对住房弱势阶层,政府应通过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制度来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针对住房强势阶层,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从而缓解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

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有鉴于此,需要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     

民间商会的绩效与发展——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

基于浙江省温州市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利用SPSS工具的统计分析,对近年来温州工商行业协(商)会的绩效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分析与比较,得出:温州商会在整体上呈良性发展态势,其行业管理职能的总体实施情况较好,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会职能在履行上有差异性,各项职能的发挥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协会组织还是会员企业对行业组织的评价都较高,未来预期也较高;近年来行业协(商)会的市场化、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表现明显,并不断得到增强;行业会员企业对行业协(商)会的支持率普遍较高;政府对行业协(商)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行业协(商)会仍对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行业协(商)会的治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民间商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三方互动：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可以采取4种策略:约束“掠夺之手”、减少公共品的供给、将危机转嫁给不具流动性的要素、树立壁垒干预市场。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应当避免地方政府采用第3、4种策略。为限制地方政府树立壁垒干预市场,从中央层面来看,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行以公平为基础的政策、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从地方层面来看,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构建地方特色;从社会层面来看,为限制地方政府转嫁竞争危机,需要充分发挥居民在地方政府间竞争中的裁决作用,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以及发挥第三部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