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我国实行的统一的全国性货币政策，但因经济发展阶段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发展水平不同，使我国货币政策体现区域差异性。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可以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施灵活的区域性货币政策。     

城市信息化：持续环保的城市经济发展新模式——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初探

城市信息化是实现城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双赢的必然选择。城镇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城市信息化。目前我们应采取“局部先行,整体追赶”与“局部领域突破,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提升城市信息化的竞争力和整体水平,并推进其向纵深发展。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试论政策终结的内容

一般来说,政策终结内容可以划分为执行措施、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机构和政策功能终结五种,它们在终结难易上具有一般的逻辑顺序关系;同时这些内容也存在着互相交叉的关系,所以具体应用的时候需要综合分析、科学决策。     

"东亚共同体":地区与国家的观点

探讨“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缘起,比较地区和不同国家对于东亚共同体的不同理解与不同方案,集中分析影响东亚共同体未来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当前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主要存在两个模式,一个是EAVG/EASG模式,另一个是日本版的“东盟 1”模式。两个模式具有共同的特点:均未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加以深究,都注重务实的行动方案;都希望通过发展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加强经济互利合作,逐步启动政治与安全对话,打破所谓的“安全困境”。但是,EAVG/EASG模式更多强调10 3范围内的共同行动,而日本版“东亚共同体”则强调建立共同体过程中日本—东盟关系的优先性,以及未来逐步包括澳、新、印等国的宏大计划。东亚地区合作还必须解决美国因素等重大难题。     

欧盟共同外贸政策的制度分析--权限、机制与有效性

从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欧盟共同外贸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变量——权限分配、权力结构和决策程序,来透视影响共同外贸政策制定的制度性因素。成员国与欧共体委员会之间就共同外贸政策的权限之争在历次条约改革中得到明显体现,欧盟共同外贸政策始终存在共同体权限缺失的不足,即使是在欧盟宪法条约中也没有授予共同体在外贸政策上完全独享权限。欧盟委员会仅仅是共同外贸政策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它对部长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特别是“133委员会”存在严重依赖,并受到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牵制。部长理事会内大量使用全体一致通过的表决原则,影响着共同外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即便是特定多数表决方式下,由于“卢森堡妥协案”的深远历史影响,成员国往往也寻求一致通过决议。这些因素均对欧盟共同外贸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产生掣肘。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Karras一文实证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框架 ,运用E views2 .0计量工具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产出、价格和开放度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检验经济开放度对于货币政策数量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 :货币政策的产出效果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大而减小 ,通货膨胀率同样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大而减小 ,两者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 ,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会不断弱化 ,引起的价格波动会有所增强 ,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明确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的目标     

加入WTO之后我国工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取向分析

工业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产业领域。我国有关入世的承诺及为实现这些承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对我国工业利用FDI的总量、方式和地区来源产生重大影响。只有据此相应地调整我国现有的外资战略和政策,方能保证我国工业利用FDI沿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Policy learning from crisi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stonia,Latvia, and Sweden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comparatively whether the crisis of 2008–10 has led to policy learning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by civil servants in Estonia, Latvia, and Swed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various factors can influence policy learning, including the acknowledgment of failure, blame shifting, analytical tractability of the policy problems, and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actors. We show that alth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 crisis vari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policy lessons learnt are broadly similar in all three countries, due to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扩大教育面 缩小司法面──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探讨

对未成年犯坚持“教育、挽救、感化”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偏差。应当制订具体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其内容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最小量化;限制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充分运用不起诉制度;应最大限度避免监禁,借鉴国外的缓刑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