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文化解析及评价

对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强制性性行为的评价,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诸多的争议。既有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思辨,也有截然相反的判例。而近乎通说的“婚内强奸”的称谓本身就是以承认该种强制性性行为犯罪化为前提,这种有罪推定的假定既不符合刑法的谦抑和罪刑法定原则,也使得对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其他评价毫无意义。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以文化的视角对该行为进行解析,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违法或犯罪评价,但排除强奸化的评价。     

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处理“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与“术” (应用研究 )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两者分工明确 ,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 ,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 ,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 ,掌握广博的知识 ,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 ,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 ,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 ;所谓“面” ,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 ,而中国学术强调“面”。     

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分析

警察出庭作证是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国外也十分普遍但在国内却一直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虽然两高的解释现在对此有所规定但内容与范围十分片面。我国应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校园性侵犯：学理与立法的分析

为积极应对和解决校园性侵犯的问题,研究不能停留在案例剖析和防范措施等现象和技术层面,而要加强学理及法理上的反思。在学理方面,国外和台湾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从立法方面看,校园性侵犯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又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其立法还需要一个过程。     

台湾的认同危机和台独势力的发展

过去30年来,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台湾政府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发展、台独势力的扩张以及民主的进程,虽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海峡两岸的矛盾和对立,并可能把台湾推向战争的灾难。台湾民众和台湾政府对面临的现实和可能要作出选择,最终解决台湾的认同危机。     

少数股东保护的新进路：少数股东股份的优先股化

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属世界性难题,现有保护方法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特定情况下,将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股份部分或者全部转化为累积参加优先股,以其对公司重大事务实质上已经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表决权,换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对少数股东加以切实的保护。     

关于完善我国战时犯罪规定的若干思考

新刑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战时的定义 ,并在“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基础上 ,修改、补充、完善了一些战时犯罪。但是实践证明 ,刑法关于战时犯罪的规定过于抽象 ,而且不十分全面 ,特别是没有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关于战时犯罪的有关规定纳入刑法。因此 ,本文将参考国外的有关法典及战争法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国的实际 ,对完善我国军事刑法 (主要是关于战时犯罪的规定 )提出一些建议。     

司法认知功能刍议

薄弱的证据法传统和并不浓厚的证据法意识使我国证据法的发展必须从本土之外寻找启迪。司法认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国证据法学者的研究视野。该制度能兼顾诉讼公正与效率,强化司法在一国政治及社会体系中的平衡器地位,弥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因而对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初探

城市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所提供的参与途径不通畅,使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得不到充分地、恰当地接纳和引导。解决城市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要从经济上入手,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并且通过法制化和制度化,使城市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得到正确引导和规范.     

浅论“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从中国广东省出现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的感染病例至今,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血与泪的教训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过去。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非典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刑法关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规定有一定的弊端,从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以及对该法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范围加以分析,希望刑法能够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变化而改善,从而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