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燕外传》简论

《赵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实属伪托之作，其成书应当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期间。作品写出了飞燕姐妹的不同个性，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两人形象，显示了一定的近代小说品质；其主要内容出于有意虚构，这同时也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色。这些都表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特征。     

中国志愿者出境从事志愿服务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自1981年中国政府代表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V）代表在北京签约决定互派联合国志愿人员以来，中国与境外的志愿服务交流不断加强。2008年奥运会为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越来越多的中国志愿者将走出国门从事志愿服务活动,但中国志愿者出境从事志愿服务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并未引起学者尤其是法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在考察我国地方和国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分别从中国志愿者出境问题和相关法律冲突解决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以推动境外志愿服务活动沿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中外告诉乃论比较研究

告诉乃论 ,亦即告诉的才处理 ,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古今中外的刑事法律多有规定。从我国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 ,在诸如告诉乃论的立法原则、适用范围、立法体例、“向谁告诉”、告诉权人等事项上 ,我国法律的规定有其独到之处 ,但在诸如告诉期间、告诉效力、告诉撤回等事项上 ,我国法规定阙如、过于简约 ,应当加以完善     

从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看国际私法的价值定位

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经历了由单边主义方法到多边主义方法，再到后来融人实体主义方法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国际私法的价值由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取向，也体现着对国际私法的价值的定位由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发展到以国际社会“主权共享”利益为出发点，最后回归到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定位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一条解决法律冲突、进行法律选择的新路子 ,在国际私法的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大推动了各国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萨维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私法制度中的代数算法黑箱及其应对

因私法制度中代数算法规范(代数规范)的缺陷,一些指导性案例未能给出判决的明确算法,私法制度中的代数算法黑箱导致了判决书中的算法瑕疵。传统私法制度深受古希腊几何学的影响,因而疏离了代数算法且轻视相应的代数规范,人工智能中机器算法的繁荣无助于缓解私法中的代数算法黑箱,反而将新的算法黑箱叠加于传统黑箱之上。代数规范是私法制度中规定定量计算的法律规范,它是私法规范中的定量维度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随着代数算法在认识论中的地位上升而日益重要。私法制度应当改变疏离代数算法的传统,完善其代数规范,适用代数规范作为判决的依据,并结合定性规范以指导与检验法律人工智能,以限缩判决书中的算法瑕疵。     

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私人银行业务是与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并驾齐驱的主要银行业务之一.但由于我国金融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私人银行业务仍处于萌芽状态,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面临着政策模糊、法律真空和监管缺位的巨大风险和安全隐患.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并规范私人银行市场发展,是我国私...     

论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创新——“民办非企业单位”引发的行政法思考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现行法的一个称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政府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许可,体现了管制的社会管理理念。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理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论“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的法律规制

＂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本身具有的极大侵权可能性要求对其采取严密的法律规制。其内容包括：准确界定＂私密性＂样品含义;明确＂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对象;确定强制采样需要遵循的司法控制、最后手段、专业性、保护性原则;赋予被采样人防御性权利、推定性权利、救济性权利。     

The economics of emergency response

Federal first responder funding is estimated to be $98 billion below the minimum required level over the 5 years ending in 2010.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at shortfall can be covered by savings attained by eliminating non-public-good services, initia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meeting peak time demand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contracting-out other public services. We concentrate on such savings in the context of response to false calls to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Solving the false alarm problem for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nd eliminating some non-public-good police services could release significant service-hours and 23.7–31.4% of the required addi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HLS) annual spending. Reducing false alarms means 88,000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first responders could be shifted to HLS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