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宗教工作

宗教工作是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涉及到国家全局的重要工作,必须对我国宗教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宗教工作,加强对信教群众、宗教界教职人员以及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引导宗教健康发展,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平衡的法理考量

国防征用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是国防征用活动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国国防公共权力的法律表达,国防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合理内核”；私人财产权的当代“扩张”,使其与国防征用权客观上发生着冲突,此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国防公共利益与私人个体利益间的冲突.作为两种表达差异的法律权利,两者冲突表象下亦蕴含着平衡的诉求.     

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七大关系适度平衡的时代审视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的主题。只有适度平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继承与创新、高雅与通俗、普及与提高、引领与包容、开放与安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七大关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莆田书院文化发展对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书院是古代中国学者读书、教书、讲学、著书、刻书和藏书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积累、知识传播与学术研究的教育组织。莆田书院文化创立于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繁荣于宋,鼎盛于明,转化于清。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为地方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读书仕进的良好氛围,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但促进了莆田乃至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而且使偏僻之地发展成为文化发达的"海滨邹鲁"。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不但赢来了"进士之乡"的美誉,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莆田"仕人群体",而且对闽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对台湾岛内的教育、科举和文化事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浅析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体现了程序先行的理念以及儿童最大利益和双向保护的原则。鉴于法律规定的笼统性、司法实践的不统一,为了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当从合适成年人的资格、选任的主体、参与的程序、法律效力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世界政党政治深刻变化，剧烈激荡的30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也得到不断巩固和完善，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的发展，以期反映30年来我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脉络。     

中国未来和平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和平发展业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展望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依然曲折而漫长，面临国际国内诸多制约因素，需要切实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心中有数，真抓实干，迎难而上，为中华民族迎来全面复兴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模式下的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区的建设在我国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与此同时,其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完善。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直接决定了招商引资与产业孵化的效果,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随着开发区数量和层级的不断提高,仅仅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建设日显捉襟见肘。"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新模式,该模式在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应用能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突破限制开发区自身发展的瓶颈。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Childhood poverty and evidence-based policy engagement in Ethiop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efforts to bridg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policy engagement to tackle child poverty in the contex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Young Lives, an international longitudinal policy-research project. It focuses on a case study involv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evidence on child poverty to shape policy debates concerning Ethiopia's second-generatio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2006–2010). The discussion is situated within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knowledge, policy, and practice, which supports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policy making as a non-linear dynamic process. It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and policy contexts of Southern countries,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they should simply import Northern-derived models of advocacy. It concludes by identifying general lessons for translating research into social-policy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