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     

论涉警舆情的引导

在当前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社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各种利益诉求增多，公安工作备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关注的情况下，涉警舆情的引导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组织领导工作的稳定与发展。但是，现阶段涉警舆情引导工作，却面临着诸如社会舆情引导手段单一、反应速度较慢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涉警舆情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采取针对性措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涉警舆论的正面引导工作，进一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EPDFIIE模型是分析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描述了公共行政执行的生态协同机制、政治—行政协同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协同机制、职能—结构协同机制、部际协同机制、府际协同机制和嵌入性协同机制的基本内容、理论视角和这些机制之间的有机联系。     

重大体育事件突发性公共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城市重大体育事件是指以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公共场所,面向社会公众举办,单次参加人员在10000人以上的群体性活动,包括体育比赛、体育展览展销以及含有竞技色彩的民俗活动等。在重大体育事件过程中,突发性公共安全危害可分为群体械斗事件、拥挤践踏事故两类。重大体育事件对地方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已成为我国各地政府的共识,但随着规模扩大和场次的增加,其安全保卫难度也随之提高。对重大体育事件安全保障战略和路径设计是: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为联盟的安全保障主体;构建灵活有效的危机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公众安全防范教育;注意体育场馆、公共场所的细节设计。     

从国家行政到公共管理——历史视角中的公共行政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以来 ,许多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或管理风格的细微变化 ,而是在政府的社会角色下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本文回顾了公共行政发展演变之路 ,希望能有益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各级政府。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推进禁吸戒毒工作新发展——巍山县公安局努力探索劳动康复戒毒新路子

四年多的禁吸戒毒工作,巍山县公安局做到了现有吸毒人员逐年减少,复吸率大幅度下降,戒断巩固率大幅度提高,禁吸戒毒工作成效显著。具体做法:1、宣传教育全面化;2、收戒吸毒人员制度化;3、帮教管理社会化;4、戒毒模式“劳动康复化”。     

“十一五”时期山西道路交通安全发展研究

“十一五”时期,山西省正处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重视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才能使道路交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山西道路交通安全的发展分析研究,必须在全面系统分析历年来山西省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与减少交通事故的具体对策,而且要结合山西省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较为科学、综合性的安全管理规划。     

新历史条件下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总结公安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内涵、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信息化与信息化警务、公安基层体制改革、如何科学开发利用警力资源、如何改革目标管理考核、如何提高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战略指导水平、如何应用矛盾论、系统论驾驭和处理公安基层工作矛盾诸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更好地指导公安基层工作实践,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安行政执法问题思考

公正执法是公安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公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是:特权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警察职业素质偏低、执法程序不规范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树立依法行政和依法定程序办案的意识;加强道德建设,提高民警的道德素养;强化和完善监督机制,严格实行错案追究制度;坚持依法从严治警,建立科学管理机制等。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Swiss Cantons: A Contribution to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Most accounts of Swiss federal institutions are unable to explai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is contribution the authors trace change in Cantonal reforms and then use multivariate explanation models to account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s such as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es used rely on an “event count model” to explain the frequenc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a “binary response model” to explain why Cantons adopt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policy research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ories can contribute to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