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安刑事执法中违反诉讼程序现状探析

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界对程序法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公安刑事执法中 ,总是以实体正义与否为标准来判别某一诉讼结果是否正义 ,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 :1 封建人治传统影响 ;2 忽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程序本身的正义性 ;3 侦查模式和侦查人员素质的制约 ;4 《刑事诉讼法》立法的不足 ;5 缺乏对办案程序的合理监督。对策 :1 确立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观念 ;2 设立程序性后果 ;3 增强执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 ;4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5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6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     

论法治社会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均衡定位

中国在实现法治的进程中,应从制度上入手,慎重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强弱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使两者处于一种势能均衡状态,以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模糊方法在公安工作中操作性的基础及运用

模糊性是公安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现象,而模糊方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科学的方法。用模糊方法来研究、分析公安实际工作中的模糊现象,从而认清模糊现象的实存性,把模糊引入精确,使各类模糊内容、方法更确切,以达到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论警察勤务的规范化管理

警察勤务的规范化建设是新生事物,涉及公安机关各警种的方方面面,既有传统观念的改变,又有内部运作和体制的调整。要革除警务工作中的积弊,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明确到明确,从运行无序到规范操作,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大胆探索、改革,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警务规范化道路。     

浅谈图书馆藏建设与利用价值

图书作为一种人文载体 ,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由于珍贵书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因而注重馆藏文献的整理及合理利用、开发藏书的潜在价值 ,是馆藏建设的紧迫任务及其重要内容     

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观念滞后，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化水平不高，缺乏竞争意识和对国际规则的了解等，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不断扩大服务业的总量和规模，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完善服务业的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建立公平统一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世贸规则，在开放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     

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当前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算编制权力过于分散,财政预算收付制度不合理,对财政资金的调度和使用监督不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影响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的主要措施是: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     

论侵占罪的构成及认定

侵占罪的构成必须具备四个要件 ,即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 ;犯罪主体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法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方面是故意的 ,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较为复杂 ,即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物     

服务侵权责任是独立的质量侵权责任

服务侵权责任是一项独立的质量侵权责任。承担服务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服务存在缺陷,即服务经营者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包括服务设计缺陷、服务指示缺陷和服务过程缺陷。服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取过借推定兼顾公平原则。服务侵权责任与产品责任、建筑侵权责任构成我国“三位一体”的质量侵权责任制度。     

Russia’s civil service: professional or patrimonial? Executive-level officials in five federal ministries

ABSTRACT

The issue of poor performa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l bureaucracy is addressed by linking performance to type of official, through analysis of biographical data on deputy ministers and division (departament) heads in five federal ministries since 2012, supplemented by internet searches on behavior, particularly of a corrupt nature. Education, previous career experience, and recruitment, including its timing relative to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officials behave primarily as members of patrimonial teams, as members of problem-solving organizations, as self-serving individuals, as the instruments of capture by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or as servants of bureaucratic agency interests. The data do not strongly support any one conclusion, but problem-solving officials have the strongest pre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