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软实力”思想评析

在马英九以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政策”中,“软实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企图以政治价值观的漫洇,推动大陆民主化;以文化、教育理念的扩散,输出价值观;以“活路外交”塑造“民主台湾”、“文化台湾”的形象,最终达到对大陆实施“软制约”、“软制衡”的目标。虽然,由于岛内外种种原因的限制,马英九的“软实力”思想尚未对大陆产生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一切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施的,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博弈视角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探析

农地流转制度在巩固存量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利益,各个利益主体为分配新增利益势必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角逐.运用博弈论系统分析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透视现实制度实行中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在策略选择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利益保障机制,矫正农地流转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失衡状态,促使农民的存量利益能够得到对价支付,确保农民能够公平参与增量利益的分配.     

“男权王国的叛逆者”——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

本文着重考察男性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男性女权主义先锋,顶住重重压力,"背叛"了男权王国。他们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宪政"至"战斗"的历程,其指导思想也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28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辉煌成果中包含着几代男性妇女参政论者的不懈努力。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     

《监狱法》缺陷的另类解读——以罪犯服刑能力为视角

《监狱法》的适用为我国改造罪犯、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监狱法》也存有一些立法上的盲点,例如对服刑能力的规定就是如此。服刑能力是罪犯接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对一个具备完整服刑能力的罪犯实施惩罚是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的,但是,对于一个服刑能力有缺损的罪犯实施强制性改造则是非人道的、非正义的。我国对服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立法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这就使得服刑能力成为刑罚改造实践中的一个盲点。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法律行为框架中的股东表决权制度

表决权虽名为权利,但在资本多数决的股东大会决议机制下却分化为意思表达权和形成权两种性质各异的权利,而其原因在于股东大会决议行为的特殊法律行为属性和特殊法律效力,在于股东表决的不同性质——意思通知和单方法律行为,并由此导致对一系列关乎股东表决权制度的重新评价和审视,如表决权排除、类别股东表决、异议股东股份购买请求权以及资本多数决的决议机制等。     

民事责任能力范畴分析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中的基础性概念.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要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该主体即拥有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隐含在民事权利能力之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三位一体,构成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分割的要素.民事主体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与该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无关.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贯穿于合同法、侵权法等民法分则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其局限于民法分则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对民事责任能力的不当割裂.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