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成开放日最热词——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

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最前沿的城市,上海代表团的开放日历来是全国"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今年也是如此。3月6日,早在审议开始前一个多小时,怀揣长枪短炮的百余家中外媒体便纷纷到场抢机位占位置,而到开场前10分钟,场内坐席已全部爆满,不少媒体只能席地而坐。自贸区负面清单怎么减负?是否在上海其他地区扩展?区内会不会推出黄金国际板?不出意料,各界瞩目的自贸区自然是这次开放审议中外媒体追问最频繁的热     

综合执法下沉基层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整合基层公共行政功能,完善合作与协调的执法体系是提高基层行政执法效能、克服行政惰性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还存有横向与纵向维度上执法权限配置不合理致使权责不一,部门利益化风险生成分割治理,城乡基层行政执法力量分散,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功能的发挥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桎梏着基层综合执法的效度。针对行政层级上资源及人力的现实困境,应通过厘清权责清单、整合执法资源、加强执法监督、突破"信息孤岛"等"行政执法适应治理"方式,提升我国综合执法下沉到基层的有效性。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的公告

根据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现予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     

前哨农场：43个部门“晒”权力清单

4月10日,前哨农场通过电视、广场大屏幕向全场职工群众晒出43个部门（含场直单位）的224项权力清单。这个农场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多年来农场都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民生工程上,至今还没有建机关办公楼,农场43个部门（含场直单位）分布在学校综合楼、现代农机发展中心、居民住宅区等17个地点办公。清楚行政权力的范围,将部门“该做”的亮出来,也杜绝了涉外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     

河北遵化:公务接待一律实名

河北省遵化市纪委、监察局针对公务接待下发通知,在规范接待地点的基础上,自5月份起,该市公务接待一律实行实名制。每笔公务接待费用须附详细清单,注明时间、地点、客人名单、陪餐人员名单存档备查。同时,每月接待费用总额要报市纪委备查。     

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通过列举法律所禁止的事项或情形反向推导法律允许准入之事项或情形的制度,这项制度最初被用于外商投资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深入,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以沟通和协商为基础的自我治理趋势。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同"法无禁止则可行"的私法自治精神相契合,在社会治理中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赋予公民活动以广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简政放权的政治背景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能够弱化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它日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传说中的“龙生九子”

在民间,很久就流传着龙生九子的说法,但是九子为何物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据说有一次,明孝宗朱祜樘忽然心血来潮,问以饱学著称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龙生九子都是何名目?李东阳仓促间不能回答,退朝后左思右想,和同僚们一起七拼八凑,才拉出了一张清单,向皇帝交了差。清单上龙的九子是:囚牛:性喜音乐,旧时多刻于胡琴头上。     

干部新传

正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振了浙江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浙江像战场,到处热火朝天。在城市乡村,在山区沿海,处处闪现着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克难攻坚的忙碌身影;时时可以听到一个个党员干部转变作风、助力发展的动人故事。     

我国投资领域“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在我国蓬勃发展,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为起点,我国的负面清单实践开始走向了多元化。然而,不应忽视的是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呈现出非体系化的发展趋势,应通过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制定负面清单指导规则、赋予地方立法机构负面清单的调整权和制定中外BIT范本中的负面清单等方式建立起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律体系。     

数字赋能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理论解释——兼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

农村基层权力监督体系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和学术命题。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制度约束、外部监督、民主参与、权力制衡和协同治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基层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的典型,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中具备并加强了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浙江省作为基层公权力监督改革的试点省份,正在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克服了线下运作中的制度缺乏刚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提升了制度运行刚性、外部控权力度、民主参与效能、权力制衡韧性和权力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了监督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