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问题与建议

公共外交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对于传播本国外交理念,塑造国家形象,改善本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重要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公共外交也具有局限性,其作用不应该过度被夸大。本文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为例,分析了我国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     

“美元本位”与东南亚的外汇储备管理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与东南亚外汇储备迅速扩张引人注目,东南亚将美元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和本币钉住的对象。1998年以后,东南亚经常账户由逆差开始转为顺差,导致其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发展成为典型“官方债权国”。泰国的储备资产扩张更多地依托资本和金融账户,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增长则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公积金计划的实施来降低货币当局的购汇压力。     

“孟不印尼”合作倡议及其发展趋势

孟不印尼(BBIN)合作倡议是由印度发起的一个南亚东北部次区域合作倡议。目的是绕开长期被印巴矛盾拖累的南盟,通过在印度东部、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建立一个涉及公路、铁路、内河运输、航空和电力网络的次区域联通体系,推动南亚东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孟不印尼倡议的里程碑机动车协议已经达成但尚未完全生效。铁路联通协议开始讨论并已有前期收获,其他领域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孟不印尼合作倡议体现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互联互通的渴望与要求,符合该地区的长远利益。印度试图借此解决其东北部的交通瓶颈问题,巩固其南亚交通枢纽的地位,并试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扩大印度的地缘优势。但是,这一倡议受到印度国家能力的限制以及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印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不足以成为吸引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动机。另一方面,BBIN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高度相似,经济互补性有限。成员国从BBIN倡议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可能会不如预期,将挫伤相关国家的积极性。再加上资金保障不力、管理机制对接困难,BBIN的推进将会比较困难。     

布什政府对东盟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探讨了影响美国政策的因素,分析了美国对东盟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其重返东南亚提供了契机。布什政府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改善或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然而,把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机制,美国还没有完整的战略。美国主要推进的是双边关系,其中以军事关系为重。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Re-emergence of Asi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Super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World Systems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we are fac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post-war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The 1920s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regnum, a period of discontinuity in the social order, accompanied by widespread unrest, wars and power vacuums. In this article, that framework of the long and super long wave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s is used to examine the recent interregnum that marks the re-emergence of Asi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long and super long waves a new “flying geese” theory is built by incorporating the theory of dynamic industries with Akamatsu’s theory. In the 1980s, Japanese integral production architecture improved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automobile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industries. In the 1990s, the USA’s open modular production architecture enabled China’s compressed 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China-centric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 replaced the Japan-led Pacific Rim triangular trade regime. In the 2000s, the knowledge-and technology-intensive (KTI) industries hav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the new dynamic industries. The USA is the leading country to develop KTI industries. China is catching up quickly and has leapfrogged Japan in KTI industries. In conclus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changes mark an approaching second interregnum.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之源

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同时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历史性的思考 ,并且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创造性的新概括、新表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不仅回答了面向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而且回答了面向新世纪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我们党在21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赢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