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利益基础

利益是诉讼各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最基本动机。不同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的利益取向不同,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差异。由于诉讼利益的多样性和冲突,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要是控诉机关。从诉讼利益层次性的角度来看,控辩双方基于裁判上的利益具有承担证明责任的必要,而法院因为不具有裁判上的利益,因此不能使其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必须尊重利益的要求。利益的确认也是一个程序的过程。作为证明责任基础的利益必须通过主张和抗辩,由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确认为案件的争议,才能成为证明的对象,成为法院裁判的范围。     

论政府信息公开排除范围的界定

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排除公开的范围应如何界定,成为整个信息公开法制的关键。为防止排除范围被行政主体滥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它排除公开的范围应得到妥善界定。分析以上排除公开的范围,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概念的内涵进行适度收缩,同时要建立价值衡量的原则、明确排除范围的具体子类型、采用梯次化的概念内涵构造以及保证必要的监督空间等,为实现信息公开的价值而策略性地调整信息公开的排除范围。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主要是围绕“义利之辨”展开的，通过对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及明清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对义利观的探讨，可以得知，对利益的阐述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对利益的追求始终与“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符合“义”。     

东南亚华人青年如何看待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研究东南亚华人青年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和态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华人青年认为，他们在政治上认同居住国，但在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则仍然保留华人特色     

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

笔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权利人是能够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证明自己为合法持票人的人,义务人在通常情况下为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背书人和保证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地点与一般金钱债权不同,应为义务人的营业地或住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方式虽不以提示票据为必要,但应预先通知票据义务人。     

行政国家视阈下行政运行机制的重塑

“行政国家”这一术语彰显了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也对传统的行政权的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行政运行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行政运行机制必须进行重塑才能回归政府本来的角色，避免因行政权扩张而对其他国家职能的腐蚀，以及违反民主宪政体制和侵犯公民权利。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

现实生活中国有资产的存在状态呈现多样性，导致在国有资产属性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也给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带来歧义。正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明确国有资产的范围，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正确认定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重建住房公积金利率体系的思考

在住房公积金制度体系中,利率体系一直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这种情况已成为制约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康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发生了多次调整,给住房公积金制度带来的影响,运用数据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目前住房公积金利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建立一个高度优惠性、相对独立性和适度关联性的住房公积金利率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家秘密”理念与“合法伤害权”消解

国家秘密界定的模糊性易导致公众知政权的“合法伤害”，调整“国家秘密”理念有助于“合法伤害权”的消解。理性设立国家保密事项的合理界限应该确立两项基本原则：以信息的公开是否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或损害”作为秘密事项判断的标准，且危险或损害的“明显”而“即刻”性预测是合理的；基于前一原则强调公民权利的满足而非政府权力的到位，对于不明显符合上述原则的那些信息，应以公开而非保密为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