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进展

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研究主要涉及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及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等内容。但在农民组织形式创新、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仍很薄弱,有待于深入研究。     

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理论阐释与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表明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研究将围绕理论体系、形成机理、模型构建、测量评价等内容命题,其测量与评价将在境内外的实地访谈与调查中强化跨文化的实证检验,所获实证数据将进行科学性更强的质性与定量分析.     

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新审视——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之规定

二审发回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诉讼效益低、诉讼成本高、两审法院之间组织管理出现矛盾等制度瓶颈问题。新近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对其作出了最新的修正,包括缩减适用范围、合理限定程序事由、规定使用次数等。但本次修法仍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对实体事由修正不彻底、未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对发回重审的裁定格式及拘束力未明确等。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之进行改良,可从明确规定法定事由、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加救济程序以及明确发回重审裁定的格式及拘束力等方面加以探索。     

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

为了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合理的必要限度以内,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强制侦查必须贯彻比例原则、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但我国的强制侦查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法限权”、“以权制权”和“公平救济”。其中,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解决我国强制侦查实际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对策,更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在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也是可行的。在具体设计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时,既要体现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容、方式以及违法救济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菲律宾经济发展态势：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经济发展态势及其前景进行了一些探讨。由于经济发展态势及其经济发展前景与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文中也对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     

美国反托拉斯法上的外资并购控制及启示

在反托拉斯法上,美国对外资并购主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并从管辖权、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进行规制,但为避免过度管辖,对外资并购申报规定了四种豁免。在特定产业的外资并购,还必须接受双重审查。我国对外资并购进行干预具有国际法依据,但应坚持国民待遇原则、依法监管和对等原则,合营企业应纳入并购规制范围,并应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法进行反垄断规制。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及弊端新探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复核程序仍需完善.而程序完善的基础理论性工作则在于正确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弊端.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在于复核方式的书面化违背了程序的参与性;诉讼构造缺失,令辩护和控诉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以及复核期限未予规定,有待立法解决等;而主动报核则不应成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之中国路径——以南非宪法法院判例为切入点

南非宪法法院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违宪审查判例受到宪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做法具有制度创新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应。我们可以借鉴南非宪法法院相关判例,建立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的中国路径。在人民法院系统中设立宪法法庭,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设立宪法委员会,并且在人民法院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建立特定的衔接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刑权的规制问题

作为公权性质的行刑权与罪犯的人权具有冲突的一面,行刑权与罪犯人权并非绝对对立的关系。保障受刑人的人权仅仅靠人道主义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当通过规制行刑权来保障人权。因此,一方面应当整合行刑权的行使主体;另一方面应当将行刑权进行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