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利益整合机制述评

由于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日益明显,他们之间因利益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也正日益凸现出来。严重的利益分化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已成为制约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对转型期我国利益整合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试着从各个角度提出一些改进的措施,以弥合这种趋势。     

中日"世界工厂"的比较

日本在上世纪一度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的商品犹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于是人们议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制造”的量尽管可以与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工业国相提并论,但在质的方面却难以乐观。为此,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党政机构合并背景下的预算问题研究

2018年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我国现行预算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现行预算制度无法适应机构改革的新情况。党政合并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体系,不再属于政府机构体系,而现行预算制度的约束主体是政府,无法约束合并后的新机构。由于预算完整性和新机构职能的公共性等原因,新机构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组成的预算制度的约束,预算制度需要配合机构改革进行调整,党内法规不应成为新机构预算行为的规范来源。机构改革强调党的领导是上层领导,并不影响人大预算职权的具体执行,虽然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但由于其参与行政活动,行使国家权力,使用国家财政经费,故仍需接受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有效执行的影响及其克服

在国际社会对国家豁免问题逐渐由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向的趋势下,执行豁免依然具有较强的绝对性。这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在限制执行豁免的途径选择上,有些国家主要采用设置类型化的豁免例外条款、保留行政权适度参与和有效利用对等原则等,有些国家通过判例实践来实现执行豁免认定标准的确立。这些方法的背后,暗含着对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经贸发展两方面的利益权衡。面对参与国际交往与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仲裁风险,中国宜改变长期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在加强限制豁免立法的同时坚持互惠原则,灵活地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面对执行豁免于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的现实,我国投资者亦应当充分做好投资前的防范准备,并在裁决执行遇阻后积极寻求多样化的补救措施。     

China’s Structural Power and the Fate of the BCIM Economic Corridor

ABSTRACT

In 2013, China and India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n economic corridor (the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BCIM-EC) that would cut across Myanmar and Bangladesh. But while the formal process of cooperation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 is in place, many obstacles to its implementation remain at the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Is meaningful collaboration possible within the BCIM-EC framework? In terms of two dimensions of structural power as conceptualised by Susan Strange, security and trade, China’s structural power in Myanmar is much stronger than India’s. It is therefore likely that this imbalance will prevent the BCIM-EC project, which currently appears to be overshadowed by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having a fruitful outcome.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传承发展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与历史进步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核心密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品质,更是今后能否破解长期执政历史性难题的关键密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民族危亡、忧人民解放、忧党的生存,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表现为忧患怎么为广大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遇到的最严峻的政治局面,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这场风波清晰地暴露了一系列严重妨碍“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的因素和情况。这些因素和情况包括:国家安全漏洞明显、政治体制内“自由”和“威权”失衡、“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存在、香港“核心价值”并不牢固、部分香港人“亲西方、抗中国”固有心态、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香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中央对此已有察觉,并针对部分因素和情况制定了应对之策,从而为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营造有利条件。     

蒙古族题材电影叙事方式与文化建构研究

蒙古族题材电影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四种基本的叙事范式:第一,以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为导向的国族化叙事;第二,以美丽边疆和日常生活呈现为导向的景观化叙事;第三,以民族认同和草原文化表达为向导的民族化叙事;第四,以聚焦个体和关注现实为导向的个体化叙事。文章基于叙事方式的发展与变化,厘清蒙古族题材电影的演进规律,探寻内在的动因,思考叙事方式与文化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凸显电影文本对文化建构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条块到界面:基层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内在逻辑——基于江苏省徐霞客镇的案例研究

中国的政府治理受制于央地关系和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约束,这使得条块结构难以适应,在治理中带来了专业化分工与行政性协同、分散式服务与一体化需求、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三对矛盾。为了破解矛盾、平衡双重关系,需要重塑治理结构。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打造信息界面、组织界面、服务界面、执法界面,为部门间、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平台,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界面治理,用界面来弥补条块失灵。我们需要基于多重约束关系来设计相适应的治理结构,该观点是对威廉姆森基于交易成本选择治理结构的一种补充。     

预防脱贫人口返贫的“三扶”路径研究——以中天金融帮扶团结村为例

贵州是西部地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精准脱贫是一大根本任务,目前精准脱贫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性的成效。预防脱贫人口返贫已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一段时期的关键性任务。“扶智”“扶心”和“扶志”可以提升脱贫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增强脱贫人口致富的信心和主观能动性。因此,“三扶”能够有效地预防脱贫人口的返贫。通过总结中天金融帮扶团结村精准脱贫的实践经验,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扶智”路径、消除顾虑的“扶心”路径以及融合“三变”的“扶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