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警官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司法警官院校承担着为监狱劳教事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但是,当前司法警官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一些弊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目标的需求。司法警院校应用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变革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积极稳妥地实施全方位的教学改革。     

高校党的思想建设规律探析

细致分析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情况,就不难发现其自身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发展变化;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难度不断加大。充分认识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规律,加强党组织在高校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于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有重要意义。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

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方面看,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源流体现在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人民调解协议、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等。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现行规定及其适用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增加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主体、理顺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规定、确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方式、明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后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论家庭抚育功能外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挑战——基于对苏州市托教机构的实地研究

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家庭的抚育功能正在发生外化。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社会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我认同危机、造成青少年角色失调与混乱以及由青少年社会化自主性增强所导致的与家庭传统权威的冲突。     

关于“民政”问题的理论探微

什么是民政,民政有没有理论,如果民政有理论,同哪些学科、理论关系最为密切,民政工作是不是只是国家、政府民政职能部门的事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界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展开认真的研究,给出具有共识性的回答。本文拟从民政与人政、民政与政府、民政与民本、民政与民权、民政与民生以及民政生态等角度,对民政问题的相关内容做些理论上的探微。本文认为民政有理论,而且民政理论应当先行于民政实践,政治学应当关注和加强民政问题的理论研究;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说,民政亦即人政,民政不仅以民而且以人为中心或核心,民政应以人为本,民政工作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民政职能部门的事,整个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都是为着民政的,并以民政为核心,只是分工不同罢了;认为以人为本的民政理论与实践工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党的纯洁性的始终保持与科学发展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的建设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党的纯洁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随着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与科学发展党的纯洁性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改善油田基层乙方员工心理健康的对策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油田肩负着发展中国石油事业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然而,油田基层长期奋斗一线的乙方员工因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问题,频繁出现紧张、悲观、麻痹、浮躁和不合作等五种不健康心理,对此,要结合管理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医生和员工自身四方面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善油田基层乙方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论佛教在西方200年的形象变化

在过去的200年间,佛教在西方的形象,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徒已从最初的异教徒,转而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对话者;西方学者原先常把印度佛教、巴利佛教看成纯粹佛教,而把汉藏佛教当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是堕落的表现形式,现在,这种退化史观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佛教在19世纪被普遍当作一种虚无主义,但到20世纪下半叶,竟成了疗治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些变化,正在催生欧美国家的新佛教: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论人民警察行使武力行为的条件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人员,以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遭遇危险情况时,可以行使枪支警械等武力行为,由此给违法犯罪人造成相应损害的应当排除其犯罪性,这种武力行为在起因条件上主要包括职务上的防卫、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执行抓捕三种情况,同时还要符合主观条件、限度条件和程序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