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中犯罪防控模式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及其相应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的进程应该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但是,在城市发展或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城市系统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城市犯罪问题,有抑制,也有加剧,且多种多样。相应地,其防控模式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快速反应的模式、西方国家的犯罪情境防控模式、新加坡的儒家营建家庭的犯罪防控模式、英国犯罪防控的警务模式等。     

防治重新犯罪与构建和谐社会——重新犯罪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了人员迁徙浪潮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持续攀升,并突破历史的高点。人员迁徙,社会管理保障不配套,引发犯罪和再犯罪;教育滞后,低素质面临高诱惑、强竞争,引发犯罪和再犯罪;道德缺位,导致亚文化盛行,行为内控力、制约力弱化,放纵犯罪和再犯罪。改造罪犯压力剧增,监狱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工作没及时调整到位,难以有效扼制重新犯罪和大要案的发生,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而尖锐的问题。     

关于强化城市大气环境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特别是煤烟加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要强化大气环境管理,应建立有效的大气环境管理运行机制,制定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积极推进各种管理手段的改革和深化,坚持科研为管理服务,加强科学研究。     

加强刑嫌调控的思考

面对刑事犯罪的急剧变化情况,刑嫌调控工作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可以掌握斗争主动权,先发制敌,主动出击,以有限警力、物力和时间,获取较大侦查破案效果。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应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刑嫌对象,诸警种尤其派出所密切配合,与阵地控制、刑事特情、犯罪情报资料工作相结合。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评析与启示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在术语定义和政策声明、出口管制的权限和管理、许可证、确定和控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的要求、涉及与美国全面禁运的国家有关的审查、惩罚和强制执行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该法使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走向法典化、系统化和多边化,建立跨部门许可审查机制,确立"合规协助"条款,扩大了"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一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张出口管制域外管辖权,同时加强了惩罚和执行力度。我国应注重"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管制,完善出口管制系列清单,扩大出口管制管理机构的执法权限,为出口经营者出口合规提供具体指导,严格执行阻断法,推进双边与多边出口管制标准的设立以应对该法的实施。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论我国历史上对性交易的法律管制

我国法律对性交易的打击虽非常严厉,但性交易却屡禁不止,并愈演愈烈.可见,我国现行的严禁主义存在问题.纵观我国历史大多数时期,性交易是合法的,并且性交易合法时期往往是社会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也往往是历史上的“盛世”之时.而性交易非法时期也往往是法律环境比较苛刻、社会控制比较严厉的时期.这样的时期里对性交易的管制往往就是严刑峻法,通过这样的管制也往往造成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并且最终都会放开对性交易的管制.     

恢复性行刑犯罪控制功能论

犯罪与被害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关注被害人成为控制犯罪的一重要途径.而恢复性司法这一缘起功能成为恢复性行刑具备犯罪控制功能的内在原因.恢复性行刑不但能使施控者与一般社会主体在与被控者互动交流中淡化犯罪标签作用,还可实现管理信息与反馈信息在施控者与被控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提高司法控制功能.开放性的恢复性行刑模式通过培育服刑人员...     

对精神控制者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持的思考

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工作，在西方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脱教”，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成长是人一生的课题，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觉醒和努力，拒绝成长单靠外界的压力，是很难实现成长的。因此，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方面、非常艰难的工作。这里仅从完善家庭支持系统与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的角度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专项斗争，但是一味地强调从重从快惩治黑社会犯罪分子，而没有其他的衔接性预防措施，从长远来看并非治理良策。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黑社会犯罪的发展规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对策上应坚持“四个结合”的策略，并加强标本对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