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赔偿

立法赔偿作为国家赔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但目前世界上将立法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国家并不多。在借鉴法国、德国等国家立法赔偿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赔偿制度。     

警察使用枪支的刑法思考

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应定位于法令的职务行为。据此，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应同时具备事实要件、主观要件、限度要件，不当用抢的警察个人构成犯罪的，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中，责任的罪过形式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处理，而在责任的处罚程度上则一概不能从宽。     

偷渡文化下的偷渡活动探析——以福建沿海偷渡多发区为例

偷渡是指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属于非法移民现象。目前，福建沿海地区是我国偷渡多发区。著名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讲过：“如果不懂犯罪发生的文化，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偷渡文化是一种以偷渡为中心，包括由偷渡活动连带形成的价值观、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内容的文化。一种行为是不是犯罪，是重罪还是轻罪，不同的文化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当事人

为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做出了限制，但我国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股东诉讼，放松对股东原告资格的限制。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以及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其他人，但不应包括在交易关系中损害公司利益的外部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是多重的，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公司在诉讼中的权利受到了一定限制。     

Negotiation and Nonviolent Action: Interacting in the World of Conflict

Negotiation and nonviolent action are arguably the two best methods humanity has developed for engaging constructively with conflict. Both have played central roles in helping manage or resolve seemingly intractable conflicts, sometimes sequentially and sometimes in tandem. But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in both fields often underestimat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th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fields of negotiation and nonviolent action, their mutual commitment to engage constructively with conflict, and the concern both methods share for leverage, power, and strategic preparation and action. After examining the shared linkages,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how the two fields have synergistic qualities when utilized together in the same conflict. Using examples from a diverse set of conflicts, the overlap explored in this article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fields.     

从弗瑞德曼的预言论看社会变迁

透过弗瑞德曼的预言论,社会变迁对人类行为有以下影响:导致目的行为的可控性下降;导致对目的行为效果负主要责任的预言能力下降;削弱了个体试图对环境和自身控制的动机以致个体控制的尝试减少;导致人类行为普遍发生退行性变化。并认为,攻击行为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理性和非理性特征;另一个是约束和非约束特征。     

重思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改革

我国《民法总则》规定了依然较短的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相比只进行了微调，恐怕与如下三个认识不足或误区有关。第一，低估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对其他诉讼时效规则造成的严重困扰。第二，片面理解了所谓“诉讼时效短期化趋势”，过高估计了我们应对“诉讼时效短期化”的意愿和能力。第三，忽视了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道德性难题和“折扣执行”困境。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设定应坚持体系化思路，关注中国国情，立足长远，统筹规划。     

村庄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赣南南村的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经验表明,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与村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下,乡村企业与农民之间才不断产生环境污染纠纷。在具体环境污染纠纷中,国家环保技术标准构成一种技术权力,表现为地方政府借技术性权威消解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环境污染信息以排斥农民参与乡村企业的排污监管,进而为协调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回旋空间。地方政府与乡村企业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技术话语作为与农民协调的正当理由,并促使农民接受地方政府协调乡村企业做出的污染补偿。而经历过数次环境抗争的失败后,以及在强大的技术话语面前,农民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不可能解决村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陷入了“补偿陷阱”。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工会作为

推进＂两个普遍＂,发展和谐稳定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组织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现实需要。应积极争取更多资源和手段,谋求构建联动工作新格局;健全完善激励奖惩机制,推动＂两个普遍＂,实现全面科学发展;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确保＂两个普遍＂取得实效;通过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工会干部的能力与素质;坚持通过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搭建落实＂两个普遍＂的新载体。由于黑龙江省总工会采取的措施较为得力,所以其工会组建工作取得了较大较快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