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表人诉讼若干观点评析

我国代表人诉讼机制在实践中适用的较少,学界对此有三种解释。我国代表人诉讼与美国的集团诉讼并没有关联,并非超前的立法;代表人诉讼的适用对象是重大权利型的群体纠纷,并具有显著的权利保障和效率优势,不能笼统地和美国集团诉讼进行优劣比较;实践中代表人诉讼适用的不多,但并非都是部门利益和司法不独立的产物,解决群体纠纷的诉讼机制应当是多元并且可以选择的。我国代表人诉讼机制应当从修订自身制度设计、界定多元的群体诉讼机制以及规范法官程序选择权能三个方面入手予以完善。     

创新政府高学历人才的管理机制

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才资源作为可再生资源之一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政府中的高学历人才是政府中的精英,是保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一套有效的针对高学历人才的管理机制有利于政府高学历人才充分发挥潜能,为政府创造无限的财富。采取灵活考任、事务官政务官两官分途、公务员培训合同制、行为结果评价等举措,是创新政府高学历人才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17年前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经历1994年的修订后,今天又走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视野。这些年我国的巨变对这部“老龄化”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提出挑战。文章对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进行分析,指出在立法目的、法律责任追究、公安机关适法选择、权力权利设计、与其他法律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论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程度及其功能

作为不作为犯罪成立前提之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有无之分，还存在程度之别：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这种质和量的辨证关系充分说明法律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异；法律义务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责任有轻重之分，义务自然有程度之别；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难以判断，也说明作为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别。作为义务程度概念的确立，为刑法学界对不作为犯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将促进对不作为犯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罪的范围提供理论指导；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轻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科学判断作为义务的有无提供新的思路。     

论国有企业经营代理人的腐败行为及其遏制措施

本文在委托一代理理论分析的框架下主要讨论国有企业经营代理人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 ,分析影响经营代理人腐败行为的有关因素。在对遏制经营代理人腐败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几点结论和政策性措施 ,以期对国有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问题的研究

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历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议的热点。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探讨 ,变更判决实质上反映了司法变更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变更判决时应注意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探讨

我国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坚持最低公正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自愿原则的前提下,根据适当的诉讼适用范围标准,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具体包括诉讼模式、收费制度、答辩制度、审理方式、判决形式等程序。     

论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主要区别——兼论《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民事诉讼都是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但是两者在法律适用上面存在很大区别。本文从仲裁协议、仲裁程序和仲裁实体法的适用等方面揭示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复杂性;随后从规范准据法的法律载体、确定准据法的法律原则和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等方面就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适用的主要区别展开了论述;最后本文就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是否必须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网络犯罪及犯罪地的确定

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与传统的犯罪形式有明显的区别,并且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呈加剧的趋势。为了打击网络犯罪,我们首先要确定网络犯罪地点,包括行为地、结果地,这是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前提。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犯罪给犯罪地理论和法律制度带来挑战。     

股东派生诉讼提起权滥用防止研究——兼评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股东派生诉讼提起权也是一柄双刃剑。正当行使,可以保护小股东利益;若被滥用则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由于其具有忽视公司独立人格和否定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特殊性,故对滥用派生诉讼提起权的防止措施的规定便成为各国立法的重点。我国公司法也应对此有所反应,以充分发挥其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