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S

正When I was a teen,I saw for the fi rst time a Tang Dynasty clay fi gure of a person with dark skin and curly hair that was obviously not of Chinese ethnicity.Such people were referred to as Kunlun servants(as they worked as domestic help for the aristocracy),but actually came from beyond the mountain range of the same name that traverses Xinjiang and Tibet.Scientists are divided on their origins–Africa,India,Southeast or South Asia.These early migrants traveled to China with foreign diplomats and merchants via the Silk Road,testifying to extensive people-to-people,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more than1,000 years ago,facilitated by the ancient route.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传统林业知识

有“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之称的《苗族古歌》综合反映了苗族古代社会的情况。传统林业思想是其科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古歌原文为依据 ,论述了它所反映的制种、整地、播种、移栽、砍伐、使用等的全过程。展现了苗族为丰富祖国林业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读"上博简"札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以后,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竹书"命名问题、"孔子诗论"的作者问题、"留白"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该文还讨论了利用古音学考释古文字应该注意的问题.     

学习经典诗文、求索课程思政--课程思政建设探究

中国古典诗文体现着中华历代圣贤和文人志士的思想、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诗文以其无可取代的精神力量,在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同时,发挥着独有的教化功能,实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职语文教学要通过对古诗文中蕴含的思政要素的深入挖掘,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实现古诗文在情感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功能。     

论古希腊的中庸精神

在古希腊,以“不要过度”为基本特征的中庸精神在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和文学中有着广泛的体现。这一精神至亚里士多德时发展成为具有伦理学、政治学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的“中道”思想。古希腊的中庸精神反映了人类早期求“中”、求“和”的共同思维倾向。     

古代家庭的邻里关系教育

促进邻里和谐是古代家庭邻里关系教育的基本目标。重视巩固邻里之间的情感关系和化解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邻里关系教育的基本内容。将情感和利益关系进行道德化和人情化处理是邻里关系教育的特色。     

德性的复归与出路——麦金太尔德性视域中的亚里士多德

在希腊时代各种冲突的德性观念中,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始终据于中心地位。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现代德性论。而麦金太尔的德性论亦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的复归和充实。本文旨在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和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的分析,厘定德性的概念,对西方德性伦理进行有益的梳理。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