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的内在联系。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最根本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科学执政的要求 ,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握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性 ;要按照民主执政的要求 ,坚持执政为民 ,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 ,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政府     

中国妇女参政十年回顾与评估

该文对于1995年至2005年的中国妇女参政进行回顾评估,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将十年妇女参政置于解放后的历史背景下,描述加强制定性别保障政策的意义和实践。第二,发现女性民主参与对我国公共政策推进的价值。第三,与国际社会妇女参政进行比较,与我国民主党派进行比较,分析这十年妇女参政停滞不前的状况和原因。第四,分析参政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认为导致女性政治参与更多表现出的是非权力的外围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效果有限。     

基于无缝隙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以东莞为例

无缝隙政府所倡导的顾客导向、竞争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治理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无缝隙政府理念,东莞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信息共享促进部门无缝隙衔接,优化业务流程促进无缝隙审批,以扁平化改革推动社区服务无缝隙对接。本文认为,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应倡导无缝隙政府理念,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以结果为导向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论微博时代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

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沟通技术手段,微博的出现改变着互联网的舆论格局,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微博时代已悄然来临,但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微博时代中的角色定位却仍不够清晰,并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网络民主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微博拓展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使之明确在微博时代中的角色定位,需要更多的思考。     

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将文化建设作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把推进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发展方针政策；重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历史经验为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当今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重要启示。     

夯实深化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基础

推进职代会、厂务公开建制工作,今后需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个结合:一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相结合;二是与推进"两个普遍"相结合;三是与开展建制专项行动相结合;四是与贯彻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相结合;五是与建立通报和督导制度相结合。     

民主推荐中的“ABC票”模式:慎行还是叫停?

当前民主推荐实践中,"ABC票"模式在部分地区和部门很是常见,对此模式的讨论,人们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良动机下的"ABC票"模式不益采用,良好动机下的"ABC票"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则需要多方考虑,认真研究,科学论证,准确识别干部,提高选拔质量。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The dilemmas of pursuing ‘throughput legitimacy’ through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

Under pressure to open up the ‘black box’ of governance, technocratic bodies are increasingly seeking to include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is article draws on empirical case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NHS England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 pursued by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eliciting ‘throughput legitimacy’. It is shown that though these mechanisms have taken very different forms – the former a classic instance of ‘window dressing’ participation, the latter closer to ‘best practice’ in this field – they nevertheless share a number of ongoing vulnerabilities.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shared organisational, operational and existential dilemmas that technocratic bodies face when eliciting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and highlight their reliance on backstage negotiation to sustain stakeholder buy-in. It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the prospect that the pursuit of throughput legitimacy for technocratic bodies entail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