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地市级行政学院教师执教能力的构成及培养

新的培训形势下,地市级行政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普遍存在着教师对“教什么”、“怎么教”无所适从、教师知识结构老化固化等五类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学内容开发能力、教学方法创新能力、教学技能驾驭能力和教学工具适应能力不足。在教师执教能力结构中,教学内容开发能力是核心成分,教学方法创新能力是权变成分,教学技能驾驭能力是必要成分,教学工具适应能力是辅助成分,分别可以通过教研咨一体化、培训对象研究、导师帮带制度和教学优化设计等途径和方式加以强化培养。     

大力提升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网上引导力

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对整合社会思潮,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迅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传统媒体建构的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理念、传播环境、传播机制,使我国主流政治文化传播面临全新的挑战,亟需新的思路和举措来提升网上引导能力。     

台湾义工组织发展的法律分析与制度借鉴

发展现代义工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用法律的视角剖析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发展特点和模式,提出在制度和组织运作方面应借鉴和学习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先进经验,以期进一步完善大陆义工组织的发展思路。     

运用党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力量源泉。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史教育,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成功经验启迪人,历史教训警示人,使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紧迫问题。把党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     

社会转型时期湖南地域性犯罪之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地域性犯罪具有聚合纽带上的地缘性、犯罪手法上的稳定性、作案动机上的侵财性和案件侦破上的困难性等特点,是社会转型特定历史条件下团伙犯罪的新动向。防控地域性犯罪,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加强技防建设和信息研判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群防群治,走综合治理的道路。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of the Peruvian University System: Overcoming Reform Resistance through Quality Assurance Polic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ew governance of the Peruvian university system, which evolved in response to market liberalisation and weak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New actors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emerged, building their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 the passing of a new Universities Law in 2014, ambitious reforms were set in motion, designed to reverse the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se reforms, focusing on whether and how they are changing the governance and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t also identifies some conceptual and design flaws, such as the weaknesses of the main steering body and the accreditation regime, as well as limitation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y agency.     

治理视野下地方立法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社会变革稳步推进;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调整更加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立法实践中面临着质量控制、民主参与、利益樊篱等问题,也受制于社会变革与中央立法整体进程。在坚持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化与科学化发展方向,积极引领、规范地方治理工作,不断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