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转变观念 务实创新 践行社会治理新举措——永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创新调研报告

河南省永城市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管理创新的新举措:持续高度重视公安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深入推进"五小活动",走基层,联系群众;树立"以民意为导向"的工作理念,充分认识信访维稳工作新形势。永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进一步推进全市高危人群的信息采集与管理工作;着力加强多发性侵财犯罪的防范与控制;密切关注新形势下农村宗教的发展动态。     

中欧债务危机法律治理之比较

表面上看,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债危机是货币政策失控和财政政策失效的产物,两者都存在整体平衡掩盖了局部危机的特征,在法律治理上均存在刚性约束不足的问题。但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关系的非制度化,才是中欧爆发债务危机的共同根源。只有通过高级法确立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财政关系,才能根本上实现对债务危机的有效法律治理。     

恶意欠薪犯罪及其刑法治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入罪,并最终定名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体现了刑法在社会管理上的创新。这就使得入罪前有着极大争议的"恶意欠薪"在入罪后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大胆尝试,也使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大胆探索。在正确理解及适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同时,综合多种手段共同解决"欠薪"的社会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家分权化治理的进程、框架及际遇考察——从分权化改革到分权化治理

20世纪7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分权化改革运动,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分权化治理模式。本文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推进分权化改革的动因和方略的基础上,梳理了分权化治理的概念框架及目标,最后对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模式创新的际遇中发展和完善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Congressional Attention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e Select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Global Warming Committe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that overlapping committee jurisdictions play in fostering or hinder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issues in the U.S. Congress. The Select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Global Warming Committee, created by House Democrats in 2007 , and its chairman Rep. Ed Markey took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existing jurisdictional arrangement to increase attention to these issues despite lacking any legislative authority. Data from the 110th and 111th Congresses show that the Select Committee held more hearings on climate change and alternative energy, and on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policy generally, than any other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also increased the range of sources informing debate on these issues by calling different witnesses than other committee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agendas and for Congress' policy‐making role on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