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丰碑——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新中国60年，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简单地说。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60年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理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

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借助文义解释不一定达到释明法律模糊的目的，此时需要其他解释方法的补充。历史解释是根据特定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当下法律的相关内容所做出的说明，使人们自历史的维度获知相关概念、词汇的发展线索。而通过法律移植舶入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的模糊问题，则必须通过横向比较，了解其在国外的原初意义，从而释明由于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模糊。目的解释则探究法律自身的目的，需要解释者关注立法者原意、重视法律规定本身、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释明当下的法律模糊。     

刑法解释立场的历史考察——主观解释论之提倡

刑法解释经历了从主观解释论到客观解释论的演进过程,现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客观解释论正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经历了罪刑擅断、人治统治的历史之后,人们对立法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体现在刑法解释上就是要求坚持主观解释论。而当法治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法律的安定性,还要求法律实质上的公平、公正。联系社会发展以揭示法律内涵,遵守成文法不囿于文字本身的刑法解释客观论,遂成为刑法解释论上的特色。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理念、法官素质、刑法实施的时间与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统治的国家,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法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刑法实施仅十余年,这要求我国在刑法解释上应采主观解释论。     

浅谈警察公关理论与技能的教育培训

加强警察公共关系理论与技能的教育培训有助于增强受训民警的公关意识和公关技能。为提升警察公关理论与技能教育培训的有效性,可以从总体设置、具体内容、实训方式、考核方式、网络教学等五个方面进行建构。     

井冈山红色文化及其对根据地建设的历史作用

井冈山红色文化作品种类繁多，包括诗词、楹联、歌谣、戏曲、故事、传说、标语、漫画，其直接鲜明地呼应了井冈山斗争这一强烈的时代主题，它以独特的文化形式，记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它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当时影响最大、受众最多的一种文化。它对中国红军、根据地人民的价值观念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井冈山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创举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创举。在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历史使命和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是党实现历史使命和完成这一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又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具体的历史内容并作出具体的历史检验,二者统一和体现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进程中。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资源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思想和英美文化研究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三者既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又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 具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因此, 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应在反思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 重建当前语境下的本土理论话语。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 Determinants of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Policy in Brazil, 1930–1960

From 1930 to 1960, Brazil adopted a pattern of economic policy marked by strong state intervention,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ism, disregard of exports and a permissive treatment of inflation. These policies distorted the model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spe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mploys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 ideology of the policymakers, the role of the technocrats and the pressures of various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the industrialists, influenced decisions on economic polic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attern described above.     

论公众社会治安意识及其培育提高

所谓公众社会治安意识,就是公众的大脑对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客观反映,是公众对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认知、思维和态度的综合。它主要由公众对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态度状态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素质两方面组成。判别公众有无社会治安意识主要从四个方面判别,如公众是否具有关于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一定的科学知识、工作方法和相应的技能等。培育公众社会治安意识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改变公众对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的态度,使之具有正向的体验和积极的态度;二是努力提高公众的社会治安工作的素质,使公众更加熟悉、了解社会治安及其治安工作,掌握社会治安及其社会治安工作特有的方法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