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引渡“遭遇”死刑

二战后,由于国际人权保护观念的高涨,“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死刑废止论的一个表征和限制引渡的“安全阀”之一,而引人注目.当引渡“遭遇”死刑,当死刑关涉人权,当三者聚合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时,在保留死刑和废除死刑的国家间,造成了一些互不谅解的情况.其实,就目前世界发展状况而言,生存权仍是一种相对权,保留死刑和保障人权并不矛盾,各国应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协商解决矛盾,实现生存权和公共秩序保护之间的均衡.     

虚假广告罚款责任探析

虚假广告行为的负外部性和私法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完善虚假广告罚款责任是必要的。文章在分析虚假广告罚款责任存在执法资源配合,罚款数额的确定和罚款去向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执法主体法定化,确立罚款标准及建立罚款返还受害者制度。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     

略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形成的行政处罚较为普遍 ,滥用行政裁量权严重的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一体化的前提，未检职能的一体化，即未检业务的承办以实行同一办案组（或承办人）全程负责的“一站式”处理为原则，以特殊未检案件的“小分站式”处理为例外，才是未检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和未检制度改革的关键。而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实行由检察机关启动、委托司法局下设的社会矫正机构具体实施的方式，不仅合法，而且更为科学合理。而未检运行目标的社会化，则应当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重构的方向。     

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刑罚方法述要

文章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在总结我国刑事司法初衷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在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方法(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应当如何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提出许多可资考虑的立法建议。     

刑罚轻缓化本体研究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其理论根据包括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与中国死刑政策出路

联合国关于死刑的价值选择是生命权高于一切,严格限制死刑罪种;保障和尊重人权,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或执行对象;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当坚持严格的死刑适用程序和严格的证据标准,并确认死刑犯享有赦免权和减刑权;同时号召成员国逐步废除死刑.我国应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死刑.     

浅论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的培育

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的培育主要是打好两个基础、创造两个条件。和谐社会的宣传是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培育的思想基础;和谐文化构建是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培育的文化基础;和谐环境的建设是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树立的客观条件;道德修养的提高是青少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树立的主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