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毕业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福建警察学院为例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我校568名专科毕业生进行测试,并与全国成人常模对照分析,我校毕业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有一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在男女毕业生中,女生的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均显著高于男生。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刻不容缓。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的新变化与对策探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进一步深化我国林业改革、促进林业发展的重大举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发生了重大变化,如：破坏森林资源的重点转移到国有林区和生态公益林;一些林木生长“越界”的现象;过去不起眼、价值不高的林木现在成了盗伐者的重要盗伐的目标等等。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林区安全和林业建设与发展。为此,要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的变化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关于公安院校图书馆如何在社会开放环境下寻求发展的思考

公安院校图书馆要遵循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规律,坚持以为教学服务为中心,同时面向社会,转变领导观念,增加资金投入,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机制,提高图书馆人员素质。开展灵活多样的公安文献信息服务,加强公安院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公安文献信息的资源共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公安特色的藏书体系,在社会开放环境下寻求公安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人为的、社会的或管理的等因素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接连不断,由此导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日益凸显。由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保障和实现公众知情权,特别是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特点和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必然介入公安机关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为及时有效地应对、管理、处置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和水平,履行好公安机关的任务和职责,必须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对公安边防派出所人性化执法的思考

人性化执法是人本理念和服务精神在公安边防执法实践中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蕴涵了价值尊重和人文关怀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法治精神。公安边防派出所人性化执法的提出有利于实现法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价值目标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公安边防行政执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原则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公安边防派出所管理者和服务者双重角色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树立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意识,不断提高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艺术,不断加强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监督。同时,必须明确公安边防派出所实施人性化执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公安院校学生道德状况调查分析

作者对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大三学生的道德素养进行了调查,主要涉及政治信念、警察职业道德、公正执法、道德素质四方面,并进行了简要分析,结合调查结论,对加强公安院校学生道德教育提出了建议。     

完善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思考

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是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需要从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增加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有效供给、完善福利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保障住房资金来源、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保证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的矛盾现状及法律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关于承包期无限顺延所引发的农村人地不均问题,是关涉农村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大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期走向无限顺延所导致人地不均的矛盾,既不能通过土地承包权或经营权八股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将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有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内,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所引发人地不均的矛盾。     

基层公安机关适用治安调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治安调解是我国调解制度中行政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缓解民间矛盾,减少违法犯罪和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它体现了我国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治安管理处罚原则。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调解也是一种处理治安案件的结案方式,所以,基层公安派出所应重视做好治安调解工作。     

Cultural histories of kumiss: tuberculosis,heritage and national health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doctors began to credit kumiss (fermented mare’s milk) for the apparent absence of tuberculosis among the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s European and American medical journals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kumiss cure’ and Russian doctors opened kumiss sanatoria, praise for the drink’s curative powers was wound together with romanticized images of the nomadic pastoralists whose creation it was. In Soviet and now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kumiss came to hold the double status of medicine and of national heritage. Yet if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eppe was notable for the absence of tuberculosi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notable for its presence: Kazakhstan, like many post-Soviet countries, is currently the site of an epidemic of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Discussions of the epidemic now tangle together concerns over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with concern over the cultural health of the body poli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