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以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元主导”与“百花齐放”之间的关系、“事业性”与“产业性”之间的关系、“学习”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洪森关于柬埔寨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洪森认为,他的关于柬埔寨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是他最重要的理论奉献。柬埔寨人民党70%以上的重大决定源于这个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柬埔寨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应被消灭,相反必须让其存在和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无产阶级政党不应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要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力量的壮大,逐步取得干预和主导国家政治发展的地位。按照洪森的这个基本理论观点,人民党在柬埔寨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她不但推动了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也将国家政权继续掌握在实质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手中。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