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虚拟化初探

虚拟化是信息技术得到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同样,虚拟化也应当在犯罪侦查中得到应用,由于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在侦查中完全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虚拟化：可以建立虚拟现场,进行现场“复勘”并进行虚拟重建;利用各种信息平台,展开网上虚拟侦查;建立侦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实现决策虚拟化。目前,侦查虚拟化仅仅停留在理念推广阶段,尚未全面展开实践。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论法治政府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构想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要建设法治政府,需要规范行政立法听证行为,我国《立法法》虽然对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有明文规定,但条文过于简单,不具有操作性。因此,我国行政立法听证的范围、听证的物质保障、听证的主持人制度、参与人制度、笔录效力制度、运行程序制度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策执行分析

政策执行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在影响政策执行的众多因素中,信息不对称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它通常干扰着政策的顺利执行,对这种干扰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提前采取若干措施来抑制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种种不利影响。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民本思想探微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给予政府信息公开以强制性的规定,并作出了严格的制度安排。浏览其中条款处处彰显民本行政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法为民所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信为民所取、责为民所负五个方面,本文从以上方面入手探索其精神实质。     

信息权利——一种权利类型分析

二十世纪 6 0年代以来 ,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先导 ,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问题成为最具时代魅力和理论潜能的前沿领域 ,进而成为法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信息是信息社会中极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和社会的构成性元素。作为法律概念的信息是满足特定条件的符号系。信息权利是一个以信息为客体的法律权利束 ,作为一个权利类型具有解释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功能优势     

试论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消费者知情权对应的主要是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商标制度

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的负面影响,人们采取了信息、信誉与法律三种应对机制。无论何种机制,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都有赖于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在信息经济学语境下,商标的功能就在于标示和区分商品出处,在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激励企业保证商品质量,但激励不等于义务,企业并不因为使用商标而承担额外的品质保证义务。而商标法则通过规定商标确权条件、制止混淆和淡化,确保市场上商标的相互区分,为信息与信誉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尽管如此,离开相关法律的协同作用,商标法也难以有效运行。这就决定了只有合理划分商标法与相关法律的调整对象与适用边界,才能完善我国商标法乃至整个市场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