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团体能力的思考大纲

在我国,不论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合伙企业是作为一种组织即团体对待的。合伙企业虽然不是法人,但它同样有作为团体的维系机制。这些机制使合伙企业的作为团体而持续存在。合伙企业与民法上的合伙、公司法上的公司是有区别的,合伙企业具有商法上的主体地位,但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团体能力应成为商事组织法的一个基础。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法规制

蒙牛乳业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一个经典案例。从蒙牛乳业有限合伙制PE的交易结构入手,研究其税务安排,发现现行有限合伙制PE税制在普通合伙人的附加收益的所得性质、回拨机制、亏损抵扣等问题上均存在税法歧视有限合伙的问题。同时,考察美国参众两院关于有限合伙制PE最新的税案,对有限合伙制PE持限制态度。因此,对于有限合伙制PE应在采取税法鼓励的同时,通过税法手段防止其成为资本圈钱的金融工具。     

欧盟对中亚战略浅析

2007年,欧盟出台了《中亚战略文件》,确立了欧盟与中亚5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把欧盟对中亚战略作为欧盟总体外交、全球战略、大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与中亚国家进行全面合作。边界安全、能源管线建设以及欧亚交通大通道的建设是欧盟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主要领域。欧盟对中亚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对欧盟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将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和考验。     

英国劳资关系的特征及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劳资关系的变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劳资关系模式独具特色,其发展变化也引人注目.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英国解决劳资冲突的方式有几个特征:自愿主义的传统;法律体制的薄弱;政府作用的不断加强;工会自身的结构对劳资关系良性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的劳资关系有了较大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工会自身的变化.英国职工大会提出了新合作主义的政策,开始强调与资方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此举表明英国工会在劳资关系的处理中力图放弃过去战斗性十足的政策,而准备同资方进行合作.     

合伙作为第三种民事主体否定论大纲——以法人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为考察线索

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应该赋予合伙以民事主体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在自然人与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从民事主体的价值基础和演变逻辑来看,民事主体只应该存在二元模式,不存在第三类民事主体的问题.合伙本身存在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只能根据民事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将部分合伙纳入到法人的范畴之中.     

对我国民法上非法人组织概念的质疑

我国民法典第102—107条对非法人组织的规范重点没有放在其"社团性"和"团体性"上,而是将其放在"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上,没有能够反映出非法人组织的本质特征。更为严重的是:(1)不区分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非法人组织,一律让其成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不符合很多非经营性,甚至公益性非法人组织存在的宗旨,对其存在和发展不利,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比较法上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例如,中国法学会下属的许多学会都是典型的非经营性非法人组织,会员如何能够对学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论从会员加入学会的愿意和内心、人们对学会的期望,还是习惯,都是不可能的。(2)明确把合伙企业纳入到非法人组织中去。这样一来,就彻底抹杀了非法人组织与合伙的基本区别,从而也就无从把非法人组织与我国法上的"两户"区分开来。另外,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及主体性问题也应当在非法人组织的框架内得到妥善的解决。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实施的问题与对策——以“汇津污水处理案”为实证分析对象

多年来,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的实施加快了我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数量,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然而,在公私合作制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对私人资本保障不足、对公共利益关注不够等问题,尤其是在污水、垃圾处理等新兴环保型公用事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政府相关职能、健全收费机制、建立公私合作合同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途径,促进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提高公用事业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以期更好地实现社会福祉。     

对增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思考——写在中国一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

本文回顾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的经历,认为政治互信是连接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10年来,双方在政治互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本文指出,未来10年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仍取决于政治互信的建设,双方都应为此而付出不懈的努力。     

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1月1日如期建成,这既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同时也对双方的关系发展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新的动力来推进。新的动力首先源自现有基础,即继续夯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其次是强调地区治理,再次是推动地区认同的建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和谐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