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重新犯罪与构建和谐社会——重新犯罪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了人员迁徙浪潮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持续攀升,并突破历史的高点。人员迁徙,社会管理保障不配套,引发犯罪和再犯罪;教育滞后,低素质面临高诱惑、强竞争,引发犯罪和再犯罪;道德缺位,导致亚文化盛行,行为内控力、制约力弱化,放纵犯罪和再犯罪。改造罪犯压力剧增,监狱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工作没及时调整到位,难以有效扼制重新犯罪和大要案的发生,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而尖锐的问题。     

公安机关组织结构扁平化与警力下沉分析——大庆公安机关警务机制改革的启示

警力下沉是全国公安基层所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三年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推进警力下沉,是各级公安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大庆市公安局相继推行的以组织机构扁平化为主要内容的警务机制改革为今后公安工作中科学配置警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困境与出路:失足未成年人思想观念教育误区探究

未成年人失足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给国家、社会、家庭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未成年人思想观念的误区和困境是造成其失足的重要因素。可借鉴域外国家思想观念培育方面的做法,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推进法治引导,筑造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网络,强化暂住、流动人口管理,依法惩戒未成年人犯罪,建构针对失足未成年人特殊群体思想观念教育的长效机制,更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